基于董事长权力、环境动态性调节效应的董事会断裂带与多元化战略

基于人口统计断层理论,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并检验了董事会断裂带对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生理特征断裂带与多元化程度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任务相关断裂带与多元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董事长权力无法调节生理特征断裂带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但负向调节了任务相关断裂带与多元化程度的倒U形关系,令曲线拐点左移;环境动态性强化了生理特征断裂带与多元化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且负向调节了任务相关断裂带与多元化程度的倒U形关系,令曲线拐点左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CFO薪酬溢价和公司财务违规

CFO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要执行者,CFO薪酬状况影响企业财务表现。通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08 ~ 201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文章考察了 CFO薪酬溢价与公司财务违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及董事长权力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CFO薪酬溢价越大,公司出现财务违规的可能性越小;董事长权力较大时,CFO薪酬溢价也较大,公司财务违规的可能性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CFO薪酬溢价与公司财务违规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且给予CFO相对的高薪有助于减少其违规倾向,而非被稽查概率;而一旦财务违规行为被监管部门发现,相对高薪的CFO所受的处罚也会更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薪酬激励正向效应在CFO身上得到体现,但企业领导人员过大的权力反而会削弱这种正向效应。

求同抑或寻异:前任继任CEO人力资本差异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前任继任CEO人力资本差异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并考察了前任CEO留任董事长以及继任CEO权力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前任继任CEO人力资本差异与企业的战略变革正相关;在民营企业中,前任CEO留任董事长会弱化前任继任CEO人力资本差异与战略变革的正相关关系;继任CEO的权力能够加强前任继任CEO人力资本差异与企业的战略变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显示,在CEO人力资本的细分维度,教育背景、法律背景和金融背景是影响战略变革的关键要素;按照产权性质细分样本后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前任继任CEO人力资本差异对民营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在丰富企业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为中国企业CEO继任的选聘提供了参考。

经理的扩权现实与公司法因应

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新《公司法》显示出立法者弱化经理职权的倾向,然而,经理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则呈现出明显的权力扩张现象。这种现象与美国“经理中心主义”的背景存在不同,在我国具有特殊成因。基于产权划分的治理模式深刻影响到现代经理的权威塑造,“谁投资谁所有”的内在逻辑形成了经理扩权的外在表象,而《公司法》事实上赋予了经理作为公司信息汇集节点的地位,变相地推动了经理扩权。在此背景下,应当正视经理权力扩张对公司治理造成的潜在风险,并对其采取妥当的规制立场。新《公司法》对于经理职权和地位的规范无助于消弭风险,强制性的安排难以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的多元现实,因而需要对经理扩权的现象采取特殊监管措施。对此,域外主要采用两种类型的规制方法。显性方法是约束董事长兼任经理的现象,缓和公司内过高的权力集中度。但这种方法过于刚性,难以适应复杂的公司实践。隐性方法是细化经理的信义义务,通过报告义务、服从指示和勤勉义务等内容的具体配置,使经理处于董事会的领导下。该方法旨在解决董事会与经理的代理成本问题,更为灵活、具有适应性,适宜我国采纳。

大股东持股与企业捐赠行为——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

企业捐赠背后的真实动机受到社会公众越来越多的质疑。基于代理理论,本文从企业内部个人收益角度探讨企业捐赠是否存在借他人资源谋个人私利的“慷他人之慨”问题。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利用非国有产权企业样本考察了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其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非国有产权企业捐赠中存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表现为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少,企业捐赠意愿越强烈、捐赠水平越高。并且,董事长权力的增大加剧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捐赠行为代理冲突。同时本文通过国有企业与亏损企业捐赠行为的对比分析,对非国有企业捐赠行为代理冲突进行侧面论证。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我国当前制度背景下,代理人捐赠行为的个人收益可以从政治资源的获取与维护中得到体现。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就企业捐赠行为背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问题进行探讨,是对企业捐赠等社会责任领域文献的补充以及企业代理成本研究视域的拓展,同时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企业捐赠行为的现实。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青年科技人才勇做创新先锋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号召,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文章深入分析了青年科技人才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团结带领广大青年科技人才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功立业。同时,文章指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也为青年科技人才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青年科技人才应该勇做创新先锋。此外,文章从三方面论述了青年科技人才如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要主动担当起国家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

领袖守护宪法--论1954年宪法中“国家主席”条款的制成

法国大革命之后,如何在新宪制中安置一个拥有显赫声望的建国之父,从来都是民主国家的难题。我国的1954年宪法在制订时也同样面临着这一困境:一派观点认为,"建国"只是完成共产革命的一个中间环节,那么革命领袖便应自然地转化为国家元首。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在人民主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被确立的前提下,将单个个体提高到最高权力的中枢就必定构成了对宪法精神的伤害,因此它必须从宪法中移除或彻底形式化。而在作为制宪者的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未必是一个实质的职位,却必须拥有实质的职权;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担当政治上的"国家元首",而是在"继续革命"的意义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时期"不偏离其路线的制度保障。在最终的宪制安排和日后的宪政实践中,拥有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和最高国务会议召集权的国家主席的确有效地实现了上述创制动机。但革命政治的延续性与日常政治的周期性之间的不匹配,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瓦解。

环境复杂性、董事长权力与公司绩效

以2007~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组织权力配置的视角,实证探究了董事长权力影响公司绩效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董事长权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绩效。进一步从组织外部环境角度出发,考察了公司经营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公司经营环境的复杂性越高,董事长权力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此外,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董事长权力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两职分离背景下高管权力差距与投资效率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是企业中常见的一种治理结构,但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不同的权力配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相关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尝试从所有权、专家权和声望权三个维度刻画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进而考察权力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存在的权力差距可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即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程度都得到有效抑制;在权力差距的三个维度中,声望权差距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所有权差距,而专家权差距的影响最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为非国有性质、董事长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以及政府干预较少时,权力差距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从权力差距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非正式治理机制与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也为上市公司如何构建高管团队和人才选拔以提高企业决策效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