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立法变迁与建构展望

制定法预示着法律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行贿罪立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行贿罪的立法变迁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表征,为行贿罪刑罚配置提供立法思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灵魂,行贿罪刑罚配置应当考量与其具有对向关系的受贿罪,行贿罪修订需要对刑法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塑。行贿罪刑罚配置问题被社会广为关注,但如何配置行贿罪的刑罚却见仁见智。对此应当从刑事政策出发,合理设计行贿罪刑罚配置,以期符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价值蕴含。

中国早期罪观念的产生、特征及其影响

殷商刑罚是否是法律意义上的刑罚缺乏明确证据,其应当被谨慎地认为是一种以占卜为前提,通过毁损身体标识身份的特定做法。但这对后世刑罚制度及其理念有深远影响,包括肉刑的执行方式及其与身份的密切关系等,通过以刑识罪的方式可见殷商罪观念可能与身份秩序关系密切。透过分析基本确定为西周文献中与罪字直接相关的记载发现,西周罪观念较殷商发达,罪涉及对君、臣、民三者的规范要求,且罪与刑开始分离。当时的罪主要是对身份秩序的违反,后果是刑罚,所施加的刑罚是新身份的标识。整体上,殷周罪观念关系密切,而且两者的罪观念都未摆脱原始宗教的影响,渗透了鬼神色彩。早期罪观念塑造了传统法理念的双重性,包括规范君主的高级法和规范臣民的制定法等。这种双重性催生了普遍守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到今天仍值得重视。

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的理论省思与范式建构

《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罪条文所作的修正,体现出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理念已经从事后惩罚主义转型为事前预防主义。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定位、行为构造与罪过形式等三个存在重要争议的问题并非纯粹理论问题,同时影响着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类本位的生态法益,犯罪形态为抽象危险犯,主观罪过为故意。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刑法机制,而刑法机制和其他法律机制同属法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治系统中各关联要素之间既有功能区分又有价值连接。行政法强调事前的危险防御或风险控制,民法的功能则在于事后的损害填补。建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治理机制,需要在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审视刑法机制与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机制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法的功效,以形成层次分明、轻重有序、宽严适中、效果显著的污染环境犯罪的法律治理机制。

刑事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微罪体系的构建

在刑事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犯罪治理应秉持恢复性理念,配置恢复性治理手段以及注重社会力量参与犯罪治理,以实现犯罪治理的现代化变革。从司法实践中犯罪数量增长迅速、犯罪结构轻罪化突出、刑事立法积极主动的趋势来看,轻微犯罪是犯罪治理变革的突破口,轻微犯罪治理理应从构建微罪体系着手。为此,根据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可以将宣告刑低于1年有期徒刑或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划入微罪范围,着力构建微罪体系。在设计微罪治理方案方面,顺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提高非监禁刑适用率的同时,注重发挥恢复性理念的治理优势,在非刑罚措施中增设社区服务。

对向犯初论——以相关刑事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对向犯是指二人以上互以双方的对向行为的存在为条件的一种犯罪形态。对向犯可以分为彼此同罪、彼此异罪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彼此俱罪的对向犯,应直接依据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处理;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应综合考虑行为定型性、社会危害性和期待可能性来适用法律。

骗取贷款罪新论

在立法上,骗取贷款罪先后经历了由作为贷款诈骗罪的规范补足到理性回应金融监管政策进行限缩适用的立法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后,有必要重新审视骗取贷款罪的立法旨意与司法政策,防止矫枉过正。信贷资金安全应是修改后客体的具体内容。本罪系结果犯,在基本罪层面不可能是行为犯或危险犯。本罪虽有诈骗犯罪的一般属性,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故需单独设定骗取的行为构造以及认定规则,防止扩大化。在基本罪层面,应对构成要件要素做“减法”,成立犯罪的法定构成标准已然有变。应当立足“损失(数额)”与“情节”的二元定量因素,重构与基本罪、加重罪相适应的立案追诉标准。应当根据最新修正规定,从骗取行为、贷款目的、造成实际损失、通知后及时还款等方面,充分为骗取贷款罪开辟正当、合法的出罪通道。

论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问题

恐怖主义行为滋生于 2 0世纪初叶 ,一些组织或个人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或目的不断实施危害人类的行为 ,如劫持航空器、劫持人质等。这些行为在国际社会层出不穷 ,愈演愈烈 ,逐渐发展成具有组织性、有针对性 ,甚至带有某种政治色彩的国际性恐怖主义罪行。如何有效地惩治这种新型国际性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关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各国刑事法学界重视的研究课题。结合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刑法的相关理论 ,本文重点就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况、性质及惩治与防范策略加以研究 ,以期促进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特征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并未得到切实有效地根治,作为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其他行业和领域,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其动态变化特征主要有:犯罪形式多样,犯罪手段隐蔽,侦查难度加大;行业特点明显,发案部门集中,窝案串案突出;案件数目上升,涉案金额加大,大要案比例高;职务犯罪突出,主体特征明显,顶风作案严重。其发展趋势表现为:犯罪领域扩展,防控精度下降;作案手法翻新,查处难度加大;组织程度提高,期货特征明显;社会影响恶劣,危害程度加剧。各地应根据本地商贿犯罪现实情形与发展态势,建立健全惩防商贿犯罪的长效机制。

中国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实质是社会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构成缺失人权保障,过于追求报应或社会效应的重刑主义浓厚。这些观念问题反映出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重国家权力轻个人权利的倾向。以以人为本、关注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现代化刑法应该是中国刑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理性的犯罪概念质疑——“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之提倡

通说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严重危害社会的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并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个犯罪概念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统一在一起是虚幻的。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角度得出的形式的犯罪概念和实质的犯罪概念,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争议,都不可能揭示犯罪的本质。二元的犯罪概念在方法论上存在弊端;在实践论上会导致犯罪概念的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对犯罪概念的理解,要顾及实然的犯罪与应然的犯罪,过去的犯罪与现在的犯罪以及将来的犯罪,从经验和直觉的角度,犯罪是应当受刑罚惩罚的行为。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探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它侵犯的客体是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 ,其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 ,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出于直接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要收买者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儿童而仍决意予以收买。在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 ,要分清其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界限 ,要分清罪与非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兼犯有强奸、非法拘禁、伤害、侮辱、虐待等罪 ,应当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与所犯其他罪实行数罪并罚。对于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或者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并且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

约伯性格对罪与罚理念转换的意义

《圣经·约伯记》对主人公约伯（Ｊｏｂ）的性格刻画是圣经文学最成功的地方之一。约伯叛逆性格从发生。发展、形成到回归的全过程是《约伯记》作者对上帝公义性的一次痛苦思索的过程。作者将约伯性格变化的过程归纳为“厌”、“疑”、“怨”、“斥”和“抗辩”五个阶段，并指出约伯的叛逆性格是人们基于痛苦的人生体验，对宗教和哲学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人类进步思想的结晶。约伯最终的“回归”，从性质上与约伯性格的起点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传统的罪与罚的理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圣经文学，分析圣经文学思想的包容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

“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逻辑:迹象、成因及适用场域——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文件及典型案例为样本

面对定性争议案件,司法人员时常会放弃传统的"由罪及刑"正向路径,而沿用一种"由刑及罪"的逆向路径,即在定罪之前预先考虑刑罚的必要性与妥当性。原因在于,当我们按传统的正向路径寻找作为难办案件大前提的刑法规范时,离不开如何适用刑罚这一案件结论的提前参与;而且,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特征也要求我们在定罪过程中,预先考虑刑罚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由刑及罪"逆向司法逻辑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辅相成,其主要适用于定性争议案件,在适用时还应通过教义学解释的方式进行。

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当代角色——以犯罪概念的流变为进路

社会危害性在不同类型的犯罪概念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迥异的功能,这是正确认识、检讨现行社会危害性理论必须全部审视的因素。在形式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法律地位,但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都发挥着解释犯罪的功能;在实质的犯罪概念下,社会危害性充当维护社会秩序的角色,因无节制地膨胀而上升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的高度;在当代混合的犯罪概念视野下,社会危害性理性回归到人权保障的角色,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个案矫正的功能。

法益保护不断前置、总体趋严的刑事立法——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从1999年《刑法修正案》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仅仅12年时间,我国刑法就新增了34个罪名。在入罪方面,犯罪门槛不断降低,危险犯立法模式不断增多;量刑方面,尽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但刑罚总体趋严。这些罪刑变化的背后不仅表现出我国刑法对安全刑法理论的回应,更表明我国刑法对积极一般预防学说的采纳,刑事违法性实质从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的转变。

污染环境罪的刑事处罚研究——以480份裁判文书为分析对象

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配置饱受争议,扩张自由刑幅度、改采限额罚金刑是学界的主流观点。然而实证分析发现,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适用与理论预设存在背离。现阶段不宜扩张自由刑幅度,而应当降低"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增大3-7年自由刑幅度的适用率。无限额罚金刑是立法需要,无需过度诟病,出台司法解释细化罚金数额标准、强化量刑说理制度同样能够限制罚金刑滥用。预防犯罪和修复环境的双重目的,决定了环境犯罪处罚中刑罚辅助措施不可替代的作用。以环境刑罚辅助措施补充自由刑和罚金刑的不足,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新思路。

轻罪治理的实证分析和司法路径选择

从1997年《刑法》公布以来20余年的刑事立法进程,梳理轻罪立法走向;以1999年以来的犯罪结构变化,观察轻罪化犯罪态势,分析我国轻罪治理的立法基础和社会基础。结合轻罪治理的实践难题和理论争议,提出司法改革路径,包括设置合理的入罪标准,限制轻罪立法的适用范围;完善出罪细则,降低对裁量权的依赖;提升非监禁强制措施、非监禁刑的适用;建立轻微犯罪犯罪记录封存及前科报告消除制度,防止实质的重刑化趋势和犯罪“标签”泛化;更新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增强轻罪治理意识。期待通过综合施策,提升我国司法领域的轻罪治理能力和水平。

新时代轻罪治理的观念转变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要求刑法在未来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刑法观的确立兼具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结合国外处理轻微犯罪的立法和实践经验,适时转变罪刑观念、增设轻罪罪名、完善轻罪治理体系,用刑法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行为准则应成为刑事法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罪刑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刑法思想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刑法思想的是其罪刑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罪刑观包括犯罪观和罪刑关系观两部分内容,罪刑关系观又具体包含罪刑法定观、罪刑相称观和罪刑平等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罪刑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罪刑观,其以"自由"和"人性"为价值基础,而以"人民性"为最高价值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罪刑观不仅对当下的刑法学本体论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而且对当下科学、公正、民主的刑法实践又有着极其重要的观念指导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罪刑观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采取"自由"和"人民性"的价值指向而成为最具理性的罪刑观,从而体现为最具理性的刑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