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借助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现状,并指出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制度失衡导致的国际公共产品供需总量、结构及期限的错配,这种制度的失衡使得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呈现出不公平、不稳定、效率低下、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而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包括: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产权界定不清导致高额的交易成本、中心国家对于国际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产生了国际货币领域的"公地悲剧"、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长期普遍存在从而导致危机频发。因此,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或将历经短期的诱发性变迁和长期的强制性变迁。

中德高能效建筑示范项目合作回顾及未来合作与创新趋势

为推动中国的建筑能效提升和城市低碳发展,德国能源署自2006年起与中方伙伴开展了政策和技术层面的信息交流与项目合作。本文总结回顾了中德高能效/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的合作背景、发展现状、实施模式及核心伙伴,并通过优秀案例"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实验实训中心"项目展示了dena全过程质量保证体系的具体实施和超低能耗技术的实际应用。就如何在成功的示范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超低能耗建筑的高质量规模化发展,提出了通过建立建筑运行后评估体系和针对用户的信息渠道及建筑品质保证体系来反向倒推全产业链高质量健康发展的建议。最后,就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危机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及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和转"危"为"机"的可能性,以及中德两国建筑领域未来在能源效率与资源循环并举方面的创新合作空间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以贸易、金融和投资领域为主的当代国际经贸规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主导制定的。其中,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规则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以美元霸权地位为核心的多边金融体系规则尚无实质变化,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投资规则体制也没有发生重大变革,而是趋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便利化。基于对国际经贸规则变革的客观评估,有必要运用已得到历史实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入思考、分析“二战”以来世界经济作为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经过国际经济、全球经济和“无边界”经济三个阶段发展,对作为国际社会上层建筑范畴的国际经贸规则及其体系的形成和变化所具有的根本作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巨大反作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国际社会经济基础的力量对比,而美国千方百计维持其霸权地位,并转向单边主义对外贸易政策,极大削弱多边贸易体制,对国际社会经济基础具有消极反作用。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携手共建地区与国际安全合作体系,正在影响着国际经贸规则的积极变革,日益体现正向的政治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