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four freedoms”到底是几大自由

英语中有大量的一词多义现象,同一个词在上下句之间出现语义偏差也很常见。翻译时一定要紧扣上下文,仔细考证,弄清确切含义。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所提出的所谓"Four Freedoms"国内媒体、学界都译作"四大自由"。然而,freedom一词前后意义并不一样,笼统地译作"四大自由"有名不副实之嫌。鉴于"Four Freedom s"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分而译之会使译文显得支离破碎。但在翻译其具体内涵时,个中语义偏差应该得到体现。

谭嗣同的名实观辨正

谭嗣同提出名实观是为了突破过时的纲常名教对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名词、概念的禁锢。他的名实观体现在名词仅仅是人们对对象的随意命名、名词没有对应的实体。这种名实观没有搞清语词之名和概念之名的区别,基本上是错误的。为摆脱旧名对发展变化了的现实的钳制,他提出了“破对待”的相对主义正名方法,并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事物运动的绝对性、事物大小的相对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谭嗣同相对主义“破对待”的正名方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正名方法是“变名符实”。谭嗣同名实观的现实启示一是变名符实,促使过时的旧观念改变以适应发展变化的现实;二是充实符名,将现实中扩充了的内涵对应的对象加入概念的外延中,使之名副其实;三是循名责实,通过实践创造出与新概念内涵相符合的物化对象。

论先秦法家与名家的关系

名家是先秦法家一个重要的学术渊源,其名实论、名法论直接影响了法家"循名责实"、"形名参同"治国学说的形成。这一点从《申子》《商君书》《管子》《韩非子》等法家著作中都可以得到明证。

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浅探

在先秦思想家中,以韩非与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最早并且较全面地提出了监察思想。通过对法家著作的阅读、清理,可以发现他们在监察目的、监察原则及监察手段等方面多有论述。先秦法家的监察思想,是以“势”、“法”、“术”为中心展开的,并且强调“法术”在监察活动中的意义,对后世的监察活动与监察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韩非为代表的“势不两立”的矛盾观和对道家“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的转化,是先秦法家监察思想重要的理论基础。

周秦之际诸子政治理想的法家转向

先秦诸子是“轴心时代”中最具原创精神的思想家。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战国末,诸子百家逐步融合互鉴。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诸子后学大都青睐法家在规范整饬政治秩序、治理天下、约束臣民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逐渐背离该学派的原始精神而向法家倾斜。此时,儒家坚持礼法并用,以规范社会秩序。诸多稷下道家由道入法,以“道”和“无为”重构法治观念与君臣职责。同时,阴阳、四时、五行等自然规律被融入法家,形名之学也一步步走向循名责实的刑名法术之学,因政治改革而形成的法、术、势思想融合为一,诸子百家逐步汇聚并建构成新的政治理论体系。可惜的是,这一政治设想并未得到实践,融合诸家精华而建构的新法家政治设想也淹没在历史当中,直至近代才被重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