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北宋《春秋》学与史学

《春秋》"义法"经由宋代史家的阐发后,不仅成为一种史书编纂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在《春秋》学的浸润下,北宋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进而对史家的修史职责、撰史思想、史学体裁和范围等都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历史撰述在《春秋》学的影响下,史学经世的旗帜渐趋鲜明,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试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特色

刘敞是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及宋学兴起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学具有疑古惑经、以义理解经、经世致用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其进行揭示,有利于加深对宋学特征的认识。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述略

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士大夫忧患意识的增强，以及对《旧唐书》的不满，使得北宋中期出现了一股唐史研究的热潮，涌现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史家和史著。这些史著多以《春秋》之义为评判标准，褒贬唐史，史评色彩浓厚，鉴戒思想突出。

从《诗经》看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的“诚信”道德状况

《诗经》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道德沦丧和诚信缺失的状况。其主要表现在"五伦"关系的失序、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诸侯国之间的背信弃义等方面。同时,《诗经》还揭露了造成这些状况的某些原因,对于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合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

有关孙复的研究多集中于舍传求经的方面,忽略了继承三传的方面。其实,孙复的《春秋》学与《公羊》关系密切。他认为孔子作六经为万世立法,且推崇董仲舒、批评刘歆。他的《春秋尊王发微》在方法上继承了《公羊》学重义略事、属辞比事、以例言经的思路;思想上继承了《公羊》尊王、恶盟、天人感应、讥世卿等思想,改造了《公羊》君臣之分与三世说。孙复对《公羊》学的继承与发展,启发对宋代《春秋》学、历代《公羊》学书写的进一步思考。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关于周代嫁娶时间问题的探索

对于周代嫁娶时间这一问题,《毛传》以为婚期当以秋冬为正时,郑玄笺《诗》、注《礼》却认为仲春二月为婚娶之正时。通过对《诗经》、《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周代大夫以上社会阶层婚娶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集中在夏历的仲秋至仲春之间,而士庶阶层的婚娶集中在夏历仲春之时。如果把郑玄与《毛传》之说指向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两种观点都为有据,从而可以正确解读《诗经》中有关婚娶的诗歌,加深对周代礼制的认识。

解析宋初政治、文化危机中的《春秋》

北宋《春秋》学为显学。《春秋》在解决宋初的政治危机、文化困境中有一定的作用,表现为政治上积极参与科举改革,学术上为排斥佛老、怀疑经传提供经典文本资源。以此,宋初的《春秋》研究为日后的《春秋》显学指明了发展路径。

解读《诗经》春秋时期伦理思想建构

春秋时期是伦理道德思想大力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时期。而此时的伦理道德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在西周孝悌、惠爱、恭谨、节性等内容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反映在《诗经》中,表现为"信、义、忠、孝、仁"等多方面的道德行为规范,通过《诗经》各类诗歌,从社会生活各个不同领域反映出来,显示出了它的社会作用。到孔子时进一步发展完善,进而形成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理学纲常与经传伦理——理学视野下《春秋》宋学的伦理内涵

在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都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思想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重心性道德的阐发,《春秋》宋学的解经则重微言大义,理学所提倡的现实社会中的伦理规范便依傍《春秋》义理进行发挥,进而对《春秋》宋学的解经方式、内容的理解等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春秋》义理在理学观念的渗入下与意识形态的再度结合,也使得自公羊学没落以来长期丧失活力的《春秋》学重新获得了源头活水。

辑佚视角下的唐宋《春秋》学研究——读《唐宋〈春秋〉佚著研究》

黄觉弘教授所著的《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是一部兼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辑佚学新著。其特点是辑佚与考论结合,清晰地展现了既注目于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又突出佚著佚说重点的学术特色。其所具有的文献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既可为唐宋《春秋》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唐宋《春秋》学的个案和专题研究,同时"对于唐宋时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也将大有裨益"。

20世纪北宋《春秋》学研究现状述评

分析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北宋《春秋》学研究的现状,从经学地位研究,在《春秋》学史上的特点、作用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的《春秋》学思想研究,广泛的学术视角研究四方面概括了这一阶段北宋《春秋》学研究的特点和成就。

夏商至春秋天人关系的发展及人的生命意识

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围绕着“天人关系”的讨论而形成的。小邦周能取代大国殷的现实,使人们深刻而真切地感受到天命不可信,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人自己。《诗经》最早对人的生命作出了深刻思考:生命短暂,一方面主张及时行乐,一方面敬慎职业,好乐无荒。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