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置身于孟子研究A计划与B计划的交接处——商务印书馆《盈科后进——中国孟学史丛论》后记

中山大学杨海文教授二十多年来的孟子研究包括A计划、B计划:前者的关键词是文学、哲学、历史,重心放在内涵生产的守正创新,范式生产未能取得突破性的守正创新;后者的关键词是孟子思想研究、孟学史研究、《孟子》单章研究,不仅旨在内涵生产的守正创新,而且旨在范式生产的守正创新。从A计划转入B计划,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一方面,将以《盈科后进——中国孟学史丛论》为代表的孟学史研究,当作先前一个阶段暂时结束的见证;另一方面,将以“新编孟子正义”为代表的《孟子》单章研究,当作未来一个阶段正式开启的标志。

元明时期的文化与《孟子》研究

元明时期的文化与《孟子》研究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交织互动。元及明初,由于程朱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孟子》研究只能在理学范围内继承发展;明代中期政纲废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张扬个性、奢靡逾制成为新风尚,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提倡致知顿悟等简约修行方式的心学逐渐获得社会认可。作为心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孟子》研究获得创造性发展,特别是良知理论被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阳明后学由于过度强调人的本能欲望而逐渐流于空虚,走向理学的反面;明代后期,实学兴起,反对空谈,主张重回程朱理学,理学与心学的学术之争也使学者们重回经典,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孟子》研究逐渐走向考据。元明时期的《孟子》研究,是从宋学向清学过渡的重要时期,为清代《孟子》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

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考释

以“道性善”为“孟子第一义”,以“称尧、舜”为“第二节功夫”,这是人们对《孟子·滕文公上·道性善章》的一般看法。作为考释价值显著的大章,《道性善章》既涉及文史考证问题,又涉及哲学诠释问题,需要考证与诠释双管齐下。唯有在《孟子》单章研究的新范式下,《道性善章》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史考证问题方能引起深切的关注,那些众所周知的哲学诠释问题方能得到更深的理解。全面地成就《道性善章》的单章研究,实质就是真切地重返“孟子第一义”的致思场域。

《孟子》英译研究之回顾与启思

儒家经典《孟子》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已有近两百年英译史,但目前《孟子》各译本的研究现状尚不明朗。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分析法,批郤导窾式地回顾了《孟子》英译研究的概况。研究发现:国外《孟子》英译研究逐渐式微,国内成果日渐丰硕,但国内外研究的对象均集中于名家译本,学者们各自为战,研究方法和视角单一,研究未成体系。未来研究应拓展研究对象,既深入译本内部,又涉及译本外部,重视副文本及译者研究,强化定量研究的作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增强中国智慧的异域影响力。

《唐前孟学史》“史笔”探析

孟子学说及相关历史传承历来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使其存在细节深入而系统性不足的弊端,而《唐前孟学史》运用恢弘“史笔”,全面梳理孟学九百余年发展脉络,以宽广时间跨度及相关认知来促成宏大学术史观,同时继承史家实录与批判精神,改进以往学术研究思路以实现创新。作者以“史笔”为基础深入考据文献典籍及其内涵,逐步确立孟学之根本并将其与后世著述及学者勾连,两相配合理清孟学历史发展轨迹。同时,此书在主干之外又横向延展,广泛关涉历代不同门类和流派之学说,并始终联系孟子之学的地位变化与社会影响。作为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立体化“新子学”研究成果,此书将为未来孟学研究的深化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全新研究视角。

孟子“深造自得”解析

"深造自得"一语最早出自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对此,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本文结合有关思想家、教育家的言论对其进行解读,发现"深造自得"是向内心求索的学习,是自觉与自悟的学习,是质疑问难的学习,是自我反省的学习,是虚心涵泳的学习,是自我体验的学习,是自然真乐的学习,是日新日进的学习,是居敬持志的学习。"深造自得"作为一种古代学习策略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得到许多后世学者直接或间接的阐释和弘扬。这一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学习策略,对于当下人们的学习仍具有启发与借鉴的价值。

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20世纪以来 ,随着经学的式微 ,诸子学勃兴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 ,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纵观百年《孟子》文学研究 ,有创获亦有缺憾。就散文艺术而言 ,百年中研究者主要从《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 ,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回顾与总结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 ,分析其得失 ,探讨新的研究路向 ,对进一步深化《孟子》

先秦人学思想的成熟——孟子“心性学”管窥

孟子对古代人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以性善论为特点的心性学诠释有关人的问题,透过“性善”高扬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尽心”凸显了人之主体自我、“知天”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并将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这个最高境界中。因此,较之孔子的道德伦理型人学思想,孟子的人学思想则属于心性本体论人学,它弥补了孔子“仁学”理论上的缺憾,促使先秦人学思想趋于成熟,并影响着后世人学思想的发展。

《孟子》中“学”的意涵及现代启示

在遵循《孟子》原典本意基础上,破除顾名思义式解读所铸就的——《孟子》言"人性本善"不重视"学"或无需"学"的——思维定势,悉心探寻其中"学"的意涵不仅急迫而且必要。"求其放心"是"人性本善"的逻辑使然,是《孟子》中"学"之论说语境,《孟子》中"学"唯有在此语境中才能被准确地理解。《孟子》中"学"以"深造自得"为其本意,包括先立其大、反诸求己、博而约之、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反思质疑等内容。它给予我们两方面启示:一方面,学当致用,亦即学习应该为改善社会总体状况,为公义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我私利;另一方面,学应该讲求方法。

元西域人廉希宪与孟子学

在元代,西域人华化现象十分普遍,廉希宪是其中的代表,被誉为色目人中理学名臣第一。在元代四书学北传的背景之下,廉希宪受早期交游诸儒或太极书院的影响,精研《孟子》,深究《孟子》性善、义利、仁暴之旨,被元世祖赞为"廉孟子"。其出处行事,亦多方面体现出《孟子》思想之精髓。对于西域人之华化,有学者表示赞赏,认为是"进夷狄而中国之";有学者则批评之,认为尚远远不足。民族、文明、政权之间的相互错综,共同构成了元代鲜活的历史。

孟子《春秋》观对《公羊》学的影响

孟子论《春秋》之言并不多,但已涉及到"孔子作《春秋》"、为何作、如何作等《春秋》学的关键问题,对后世影响很大。《春秋》三传晚于孟子,在孟子之后出现。就孟子思想及其《春秋》观而言,从复仇思想、"素王"思想、"通变"思想等角度可体现出孟子思想与公羊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孟子与淳于髡交往考

孟子与淳于髡均为战国著名辩士 ,二人就战国中期以来如“名”、“实”之类的命题进行过辩论。本文对二人的交往经过。

孔子、孟子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中国古代的母语教育没有"语文"的说法,但有诗教"文教"之说,其涵义与现代语文教育基本相近。孔子是"诗教"的创始人,建构了一个美丽的诗教理论系统,建筑了一条宇宙感悟式审美路径,设计了一个以人为本的诗教过程,提倡不言式、对话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孟子是诗教理论的发展者和践行者,建构了具有实践价值的诗教释义学,设计了回归学习者主体的"知言养气"范式。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经之至者道也”—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及现实关怀

戴震清醒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五经四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了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因此方东树提醒经书与"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不同时,并未把握到戴学自身的脉络。但戴震并非没有体认求道的进路,因为前理解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两大部分,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归宿。这是戴震有时将典章制度列为解经的前提条件,而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二文中却作为经书唯一所指的根本原因。当典章制度作为经书唯一所指时,戴震可谓比宋明理学家更为激进的体认主义者。

华学: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新释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元素,随之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热潮。如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对儒家思想的总结、概括和发展,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总结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构建思想体系与价值系统,因此,赋予其"华学"的名称能更正确、科学地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同时,学习华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赵岐对章句学的突破及其对“以意逆志”说的误读

赵岐的《孟子章句》打破了两汉儒者繁琐、支离的注经模式,为当时的学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学风。赵岐在章句学领域的突破得益于他对孟子的"以意逆志"法的运用。"以意逆志"是孟子借己意揣摩作者思想意图的解《诗》方法,"以意逆志"说的成立依据在于孟子的"本心"说。赵岐将经验意义上的"人情"视为"以意逆志"的基础,结果误读了此说。虽然如此,赵岐还是成功地按照他所理解的"以意逆志"法解读了《孟子》一书,并由此而改写了经学的发展史。

养民与强国:孟子与商鞅人地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如何处理人和土地的关系是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思考的问题,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和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系统的主张。孟子和商鞅的人地关系思想中包含如何对待民利与民力、如何做到养民与强国、如何实现定分止争等丰富内容,对其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能够挖掘传统文化中处理人地关系的智慧,而且可以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启发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