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近四十年来国内宋代茶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茶诗研究热度的上升,学界对宋代茶诗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2000年,为研究发轫期;2001-2016年,为研究蓬勃发展期;2017年至今,为研究渐趋成熟期。总体上看,近四十年来,宋代茶诗研究成果不算少,但还基本停留在茶诗名家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如茶诗地理学研究还相对较少,茶诗的艺术性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未来宋代茶诗研究还可在宏观把握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深度的挖掘,并充分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优势,从多角度切入,进一步拓展、深入对宋代茶诗的研究。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新中国古籍出版与文化普及——以1956年版《楚辞选》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对传统文化传承与普及给予了高度重视,一系列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相继启动。1956年版《楚辞选》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楚辞编注的代表性选本,凭借优良且高效的策划组稿、编辑审稿、装帧版面设计、读者反馈与修订,拓展大众学术出版市场。本文通过对出版档案资料及新中国出版环境的调研,发掘《楚辞选》专业编辑团队的形成历史,分析编注者成员的组织分工与专业合作方式,探讨新中国初期古籍出版大众传播的学术品格及其实践意义。

南宋浙江地区疫病流行规律与中医治疫特色

[目的]研究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疫病流行规律与浙江医家治疫特色。[方法]筛选南宋浙江府志、县志、卫生志等史料数据,采用数据统计分析、地图可视化、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对南宋浙江疫病流行情况及医家治疗策略进行分析。[结果]南宋浙江有42个疫病之年,疫病频度为27.63%,总体上表现为南宋中期疫病最频繁。春夏季节为疫病多发期,86.05%的疫病发生在春夏季节。疫病分布集中在杭州、温州等滨湖沿海人烟稠密地区。南宋浙江医家擅用运气理论预测疫病,以运气学或五行分类疫病,在方药上重用辛温燥湿之药祛湿化浊,兼用顾护正气之品扶正祛邪。[结论]南宋浙江疫病频发,医家创新论、立新法、制新方,对中医疫病理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金匮要略》橘枳姜汤异文考

在《金匮要略》等5种中医古籍中,橘枳姜汤的方证、药量、药用单位存在诸多差异。文章融合版本学、文字学以及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方法,对各书异文进行全面考证,提出:橘枳姜汤的方证包括胸中证、咽喉证、口中证,胸中证表现为胸中气塞,甚者有胀满之感,同时可兼有短气;咽喉证表现为噎塞,咽喉部的痒与干涩;口中证表现为燥唾,吐涎沫,其中又以“胸中气塞”为核心。药量以“橘皮一斤,枳实三两,生姜半斤”最为可靠。根据古今度量衡折算标准及方后煎服法,从古代文献角度为本方的现代应用提供用量参考:陈皮110 g,枳实21 g,生姜55 g。橘枳姜汤错综复杂的异文现象,显示了传世方书文本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应扎实做好文字辨析、医理推敲、判断取舍的文本考释,为临床应用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尹继美《诗地理考略》“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及其体例特色

清代考据学的昌盛促进了《诗经》地理研究的勃兴,而尹继美《诗地理考略》是其中最为时人称颂的一部《诗经》地理研究专书。尹继美吸收前人的地理风俗观点,结合晚清时代背景,将自己“以风动人”的政治理想融入对《诗经》的地理考证,从而形成《诗地理考略》独特严谨的体例特色。

《苗蛮图》传世音乐画本演绎内容与歌舞分类研究

《苗蛮图》是源自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以及清代各类相关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民俗生活的图册总称,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该地区各民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音乐活动,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从目前已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苗蛮图》图文并茂,最多有86个文字条目,且人物图像清晰、线条轮廓明朗,其中载有音乐活动事象和民族乐器的图像条目共24幅(条),包括土家族的锣、苗族的芦笙、侗族的琵琶等乐器约15件。借助这些传世音乐画本,文章分别探讨了《苗蛮图》中音乐画本的内容、类型和特征。经过研究可以窥视到古代“五溪蛮”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嬗变的过程,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形态及音乐发展历史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宋元时期部分医学著作析疑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颇具代表性的工具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辑录了宋元时期涌现的医学著作,指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大都附注参考资料出处。但笔者发现该工具书中关于部分著作的评述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相符,遂查找原始医学著作及其不同版本,还有相关二手研究文献,辨析考订其在医书内容、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等方面出现的疑误之处,包括文字形近而误、音同而讹等。建议编撰时应细致翻检医学古籍的不同版本,关注相关内容在行文上存在的文字异同,另一方面,对于著作的成书年代,也应尽力参考各学科专家的学术观点。

《诗经》之赋的精神实质与艺术特质

相较于比兴,对《诗经》之赋的阐发在今天的学术界常被忽略。钟嵘所说“直书其事,寓言写物”,完成了《诗经》之赋从政教观念到艺术观念的飞跃。《诗经》之赋,其精神实质就是直接陈说事物的创作方法。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外在物质世界状况的直接陈说,二是对内在精神世界状况的直接陈说。前者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普遍性——客观性,其艺术特质在于粗笔勾勒和工笔细描的表现手法。后者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殊性——直接抒情,其艺术特质在于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

姜炳璋《诗序补义》考论——兼谈《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的去取

姜炳璋《诗序补义》是《四库全书》中著录为数不多的当时之人著作之一。此书别名《诗经读序私记》《诗序广义》,现存四库本、清钞本、嘉庆本,其中以四库本为最早,嘉庆本为最晚。《诗序补义》一书体现了姜炳璋“遵序”与“持平”的《诗》学取向,此书对《毛诗》的崇尚和对三家《诗》的贬损,对《诗序》的尊崇以及持《诗序》与朱子之平而不囿于遵序、废序的门户之见等,契合了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对经部诗类书的去取原则,而纪昀本人对姜炳璋的推崇也是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的重要原因。《诗序补义》作为在乾隆朝受到官方认可的著作,在乾嘉以后的《诗》学史上地位不显,其所受到的关注和冷落折射了清代《诗》学史的演进脉络。

《诗经》中婚恋诗的情感特征

婚恋诗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例,其作为中国情诗的源头,情感特征鲜明而多样。文章选取了其中有代表性的诗篇进行详细解读,归纳了其中所蕴涵的情感特征,以期更好地了解先民们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从而感受这部古老诗集的现实魅力,汲取优秀文化传统的精神食粮。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其作者问题

由《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可以见出 :首先 ,《孔子诗论》论诗具有明显的“重情”或“主情”色彩 ,它所说的“情”与“诗言志”的“志”是一致的 ,并与“礼”相统一 ;其次 ,它对《诗经》诸篇的境界和审美过程的分析是划分层级的。而由对上博简内容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 ,本文认为《孔子诗论》的作者应是孔子的弟子高柴 (字子羔 )

论周平王所奔西申之地望

在周“二王并立”这一政治格局形成之际 ,有两个申国存在 :一为西申 ,即申侯之国 ,地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 ;一为南申 ,即申伯之国 ,地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以南。《国语》谓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申”,即《竹书纪年》之“西申”。由于西申侯具有长期经营宗周西陲的政治基础 ,具有与周王室世为婚姻的政治地位 ,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故宜臼被废之后奔“西申”

刍议《本草图经》兽禽类药物研究特色

从产地、生活习性、性状、采收、服用、鉴别、运用等方面对《本草图经》第13卷49味兽禽类药物进行梳理,深入挖掘其本草学理论及临床实用价值,归纳其研究方法,总结其研究特色,为促进本草学理论研究与临床运用提供思路与方法。

《诗·小雅·雨无正》篇名、作者、作时探微

《诗·小雅·雨无正》名篇方式为隐喻法,其作者当为携王余臣的御之臣,其作时大致在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五年(前766年)之间。

清代“诗经学”流派述略

有清一代诗经研究略分八派,兹逐一论述其得失,以时间为序,大致勾勒曼殊十朝“诗经学”之成就。

《诗经》重章复沓的的文化研究

《诗经》305篇原来都是入乐的歌词,所以,现传的诗篇保留了许多歌词的性质,最为典型的是重章复沓。在重章构成的诗歌中,各章相对应的诗句不仅字数相若,句法相同,而且用字也极少变化,所以,便于记忆、利于传唱,促使了《诗经》在周代社会的流行普及,这和今天许多先秦古籍中《诗经》保存最为完整不无关系。重章复沓一咏三叹,抒情效果强烈,律场回环跌宕,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诗经》乐器考论

被明代刘濂称为“乐经”的《诗经》,涉及的乐器实为二十八种。杨荫浏先生“有二十九种” 之说,不完全符合《诗经》的实际。仔细审视二十八种乐器在《诗经》中的分布,可以发现:(一)琴瑟 已由宫廷庙堂走向华夏各地,融入社会各阶层,制造也讲究选用桐、梓等木料,迎来了弹弦乐器发展的新 阶段。(二)打击乐器主要还是用于殿堂宴乐、宗庙祭祀、朝聘礼仪等。这些承袭的乐器,较之其前:第 一,大小、形制等发生了多种变异,种类明显增多;第二,制作精细,工艺水平相当高。(三)当时器乐 合奏相当发展,如琴和瑟的组合、“钟鼓之乐”等。(四)《雅》之所以涉及的乐器最多,一是周王畿的诗, 二是来源复杂,三是反映社会现实既深且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