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重构我国刑法分则体系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分则中"毒品"、"淫秽物品"等概念的解释性规定,按照总则与分则的关系要求应该纳入总则规定;刑法分则体系应改"大章制"为"小章制"的分类方式;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应当独立成章;增设侵害环境罪专章,将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成章;贪污贿赂罪涵盖的内容应当加以扩展,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几个罪纳入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

权力回报的义务——论收受礼金行为的性质及规制

礼物是公权力外公民自发组织社会的工具,是社会的必然存在。礼物并非不需回报的馈赠,而是蕴含着回报的义务。接受礼物即认可了回报的义务,这是礼物交换的根本。中国的礼物交换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是发展和维持人情的手段。感情交往的礼尚往来是表达性礼物交换,权钱交易的受贿行为是实用性礼物交换。而收受礼金的行为则是用表达性礼物交换的形式来进行实用性礼物交换的实质的混合性礼物交换。收受礼金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权力回报的义务,本质为权钱交易,笔者认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对其较为合适的刑法规制方式为增设收受礼金罪。

贪污受贿罪法定刑量刑标准述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第44条

我国于201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量刑标准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取消了之前的"具体数额+犯罪情节"的量刑标准,转而向以"概括式数额+情节为中心"为定罪处罚标准的新二元量刑体系发展,无疑成为这次改革的亮点,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之举。通过国内外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的考究,为新法的适用开辟理论道路。

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存在的特殊刑罚措施,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纯粹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兼顾着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功能。其适用对象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适用终身监禁罚当其罪的贪污受贿犯罪人。终身监禁可以溯及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被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者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应依法执行有期徒刑,不执行或不再执行终身监禁。

贪污贿赂犯罪人特征实证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人在外部身份和主观心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其他犯罪人的特征。外部身份特征为年龄因素普遍影响职权的获得、教育因素的社会分层功能影响犯罪的类型、女性的贪污贿赂犯罪不容忽视、主体的身份与政策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家权力层级上的贪污贿赂犯罪人有所增加。主观心理特征为罪责感丧失、信仰缺失、自我认知偏差、自律缺乏。绝对权利、腐败群体亚文化、家庭因素和低收入水平影响贪污贿赂犯罪人主观心理特征的形成。在防治上需要从多个层面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提升的法治反思——以最新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中心

严峻的贪腐违法犯罪形势和国民对贪腐的感知适应,是"两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现实和社会心理原因。《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虽然有助于缓解眼下实践办案的难题,但却面临更为根本性的法治疑问。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意味着国家"严惩腐败"刑事政策和法治立场的让步。刑法对贪腐犯罪治理意义原本就相当有限,《解释》的做法具有导致国民反腐意识进一步钝化和刑法反腐功能进一步衰退的风险。反腐必须坚守法治理性,倚重刑法反腐已走到尽头,国家反腐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迫在眉睫。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行贿犯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我国行贿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与之协调并趋于完善, 但也要充分考虑国内立法现实和国情。笔者不主张完全按照《公约》的规定设置新的罪名, 而是首先要在我国刑法中现有的行贿罪名范围内进行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补充和修改, 以达到求同存异的效果。在此观念基础上, 笔者建议将我国刑法中行贿犯罪的主观方面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通过不正当程序获取利益"; 在客观方面补充行贿方式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扩大贿赂范围为"不正当好处"、正确评价数额的作用; 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制定专门的《预防腐败法》, 构建行贿犯罪预防的法律机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为因应现实中复杂多样的腐败行为以及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确立的义务,《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设立了刑法规范对部分影响力交易行为予以规制。其罪名宜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较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罪处罚范围明显过窄。本罪主体中近亲属的范围应依刑事诉讼法划定;同时,国家工作人员亦有构成本罪的可能。

中国贿赂犯罪刑法规制的发展与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贿赂犯罪的规定上有许多科学创新之处值得我国借鉴。加入《公约》以来,在刑法方面,我国积极通过颁布刑法修正案以及制定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不断靠近、衔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规定,随着《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面世,这种靠近、衔接《公约》的迹象更加明显。在《公约》的带动下,我国刑法促进了贿赂犯罪规制某些方面的发展,而这也必将会对我国转型期贿赂犯罪的严重态势发挥惩治、遏制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与《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的规制上仍有许多缺位,亟待完善。

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探讨——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了行贿罪的罪名体系,修正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增设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后恢复条款,严格限制细化了行贿罪的从宽处罚条款,这些修改有利于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但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在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分立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修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面予以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态势及其惩防体系构建——以江苏为例

当前,商业贿赂作为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并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从江苏地区近几年查处的情况来看,此类犯罪案件具有重点领域高发、大案要案增多;犯罪主体多变、作案手法隐秘;群体犯罪加剧、期货性质凸显;职务犯罪突出、窝案串案交织等动态特点。同时表现出发案领域拓展、行业特征明显;组织程度提高、侵害对象模糊;关联犯罪增多、社会危害更烈等发展趋势。根据当前商贿犯罪的动态特点及发展趋势,应建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防治商贿犯罪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治商腐现象的滋生蔓延。

利用犯罪经济学成本与收益理论预防贪污贿赂犯罪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理论，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探究预防和控制此类犯罪的最有效的方法、策略。

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及其防治策略

近些年来,发生在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医疗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具有动态意义的新型经济犯罪活动,其触角逐步伸入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的采购、使用、管理等要害部门、关键岗位与核心环节,并呈现一系列动态变化特点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质。医疗商贿犯罪具有群罪属性,涉及多种犯罪,在对此类犯罪司法认定时应明确其构成要件、考量相关因素,做到案件查办定性准确、法律适用正确得当。唯有从宏观上整体把握此类犯罪动态特点、社会危害及其构成要件,方能彻底认清此类犯罪的本质和滋生土壤条件,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防治策略,切实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医疗行业反腐倡廉建设,有力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的建构——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惩治机制的新进路

现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着重刑罚轻预防、重刑法而轻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而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则兼具预防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功能。私法语境下的信托法具有权利分割和财产独立的基本理念,其为反贪污贿赂制度的建构奠定了基本逻辑范式。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职人员财产信托制度,需要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管主体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协调与党规党纪、部门规章和刑法等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层次分明、分工协作、预防优先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体系。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当前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率不断攀升,且大案要案多。导致贪污贿赂犯罪主要有贫富两极分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以及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加大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应拓展思路,在民法中应建立反贪污贿赂犯罪的赔偿机制。

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刑法学思考

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今社会,权色交易日趋严重,性贿赂已经成为催生腐败,危及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温床,严重阻碍我国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重点规制物质性利益的贿赂犯罪,对于涉及非物质性利益的性贿赂犯罪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法律上的漏洞引起了实践中的茫然。因而,有必要对比古今中外的立法例,详细分析性贿赂犯罪化问题的若干争议,认真考察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并从现实角度对现行法律进行重新建构。

吉林省贪污贿赂犯罪实证考察与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

所谓司法治理方式,指的是司法系统在针对特定犯罪采取刑事制裁措施过程中在打击策略、打击重点、打击强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吉林省司法机关采用的司法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些许缺陷与不足。在打击策略上应进一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避免给民众留下选择性司法的不良观感;在打击重点上要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进一步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合理配置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管控,同时加强对骗取型贪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与诈骗罪相对比实现法律条文的内在协调。

《反腐公约》与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目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与《公约》存在着较明显的差距,我国有必要在《公约》精神指导下,完善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以推进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