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从吉祥文字纹看汉代着装风尚

近百年来全国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装饰吉祥文字的汉朝服装与制衣面料。通过出土文物的对比考证发现,装饰吉祥文字的服饰品至迟在西汉初期就已出现,至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愈加盛行。通过分析、归纳汉代服饰品中吉祥文字的文化内涵,挖掘吉祥文字图案装饰特征及其所蕴含的祈祥观念,进而发现汉朝人比较喜爱用吉祥文字装饰服饰,并且以大富大贵、安乐如意、健康长寿、庇佑亲人、国泰民安几类吉祥文字为主。

从榺花到华勝:首饰“胜”的工具起源考

华胜作为汉晋时期流行的首饰,是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榺花与华胜的名物对应关系为据,结合两汉礼俗文化,论证了华胜起源于织机构件榺花,并基于西王母神话东传的文化背景,将华胜的成型时间推至两汉之际。在华胜的象征意义上,本文认为起源于榺花的华胜影响了西王母早期形象的塑造,两汉纺织技术的革新促进了西王母戴胜、持纴形象的变迁。

汉代漆物的文化品格:美学的视角

在中华漆物史上,汉代漆物是中华物质文化谱系中的重要支脉。它不仅谱写和演绎了汉代辉煌的器物文化史,还为世界输出独特的艺术精品与美学思想,并形成了卓然而立于中华文化巨峰上的文化品格。汉代漆物蕴含“守约以治广”“煌煌盛美”“规天矩地”“自然相生”“致用为本”等高贵的文化品格,它们贯穿于汉代造物及中华文化品格之中。这些具有典型性的造物品格既是汉代漆物的品格,又是汉代文化及中国传统美学的品格,为中华文化品格的最终形成注入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与秉性,也为铸就中华工匠美学品格提供了卓绝的汉代漆物智慧。

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

通过整理目前所见汉晋南朝南方地区出土的铁犁和牛耕画像石以及内部配置铁犁牛耕的水田模型,佐之必要的文献资料,本文对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技术历经两汉时期的“二牛抬杠”式长辕犁到两晋南朝时期的“单牛挽拉”式短辕犁的形制演化过程,呈现出曲轭、绳索牵引耕犁等“软配套”技术特征,有利于南方水田耕作。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推广程度有限且存在区域差异,并以豪强庄园地主为使用主体。汉晋南朝南方耕犁与唐代曲辕犁和农业组织方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魏晋南北朝碑刻假借字职用关系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碑刻中假借字与假借义、假借字与该字本义、假借字与被借字等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按照职用关系对其进行细致测查与分类研究十分必要。经统计,该时期碑刻假借字共出现约608处,其中“本无其字”的假借79处,“本有其字”的通假513处,假借字代替专用假借字16处。该时期碑刻假借字中“本无其字”的假借呈衰落趋势,“本有其字”的通假增长且占比呈绝对优势,并且存在一批临时假借向古今假借过渡的假借字;此外,多承袭历史约定俗成假借字,包括一部分沿袭前代假借字形但假借义不同的字,完全新出假借字占比较小。该时期碑刻假借字成因多样,同时为字词关系、字际关系研究等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

魏晋南北朝的“声气”论

魏晋南北朝的“声气”是以先秦以来的声、气概念为基础的,从逻辑起源的角度看,气决定声,如和气、韵气等观念,在声反作用气上有相生相应、类型相生、成气等观念。从声之气外化为言与形看,言是汉字的言与“口出为言”等汉语的声音系统;在“声”与“言”“形”关系上,魏晋南北朝以“声”为中心产生了“缘情绮靡”“托声于言”“因形创声”“乐以颂形”等概念或观念。从声之气内化为情志意看,“诗言志”“诗缘情”是诗歌声音的诉求;魏晋南北朝的“声”蕴含了声律、韵律等意义,在论情、志、意时都视“气”为动力;从文献梳理看,魏晋南北朝的音乐与文学中的情、志、意等范畴与“声”都有较亲缘的关系。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附魅·祛魅·返魅——汉晋时期疾疫观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抗击瘟疫的道路上,中国自古至今都在与瘟疫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汉晋时期,面对频发的疾疫,人们从对疾疫的认知到祛除疾疫的手段,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实现了对疾疫从附魅到祛魅的飞跃,即由那种鬼祟巫蛊致疫说发展到阴阳失调致疫说。在祛除疾疫的方式上也由大傩驱鬼除疫的原始巫术,发展到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中医疗法。在肆虐的疫情面前,中国传统中医药仍然是人类抗击瘟疫的宝贵财富和有力武器。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国两晋服饰形制演变的特点及影响

三国两晋这一历史阶段,上接东汉,下接南北朝,三国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汉代的衣冠制度,汉代服饰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和继承;两晋时期“衣冠南渡”,把中原的汉魏常服带向南方并与南方的服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南方服饰文化体制。因此,南方体系下的祭服、朝服与北方体系下的常服文化相融合,为我国中古时期的服饰文化历史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是连接汉魏衣冠与我国中古服饰的重要纽带,对后世服饰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所见汉晋鄯善国习惯法研究

20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千余件佉卢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大量的法律判例文书和契约经济类文书,如水源管理、禁止砍伐树木、牲畜使用与保护、禁止公务人员身兼数职、王室政令执行不力、惩处女巫、僧侣世俗化、收养子女须立契约等,再现了汉晋时期鄯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弥补了传统史料记载之不足,对西域史研究尤其是汉晋时期的鄯善国习惯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魏六朝古人同名异字关系释例

汉魏六朝时人多以具有褒义色彩的单字为名,重名现象时有发生。而同名者未必同字,依据古人名与字相为表里,名与字的意义具有相反、相近、相关关系的原则,可以辨析名字产生的因素及不同名字所蕴含的寓意,进而推断出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通过列举《中国人名大辞典》中汉魏六朝时期11组存在重名现象且具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以期厘清同名异字者的名、字关系,并为同义词和一词多义提供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