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

文章的核心立意在于阐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研究发现,从村庄人际关联的视角出发,支配当前村庄社会交往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传统的伦理规范等公共性规则逐渐被个体居主导地位的新规则所取代;同时,社会分层加剧引起的层级结构也嵌入了农民的交往体系之中。对于这些新变化,建基于传统乡村社会之上的"差序格局"理论模型已经难以提供合理而有效的解释。文章试图建构"圈层结构"的新模型来理解农村社会结构变动的新趋势,认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以个人主体性为主导的"圈"和以层级结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层"。立体的圈层结构成为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众多社会政治现象的基础。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责任意识的社会与文化心理学分析

责任意识是镶嵌于特定文化和人际关系中的社会心理现象,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正是基于中国文化特点对人际关系结构做出恰当描述的一个概念。总结了人际关系的义、利、情三要素,并分析了各要素中的责任意识成分,指出无论在哪种要素形成的人际关系中,都存在以自我为中心、一圈圈外推、越推越薄的责任差序。文章分析差序责任意识的认同基础、运作范围、二维结构,还对责任意识差序的动态机制即中庸方法做了探讨,并提出了基于社会与文化视角对责任意识进行元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展望。

差序格局、关系网络与政府间运行机制

将差序格局理论拓展应用于府际关系分析得知:官员的人际关系具备差序格局特征,官员的私人关系是影响政府间是否合作、如何合作的极为关键的要素。在市场制与科层制之外,政府间的关系调节与官员的关系网络有关,私人关系型调节是政府间关系调节的第三种方式。政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官员基于私人关系进行资源交换,并同时构建关系网络的过程。

差序格局: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软肋”——近15年来相关文献述评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转型开始进入深水区,文化转型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中国的很多传统文化元素并没有朝着现代化方向顺利转型,而是以新的形态延续了其强大生命力,"差序格局"正是这些文化元素中的典型代表。大量研究证实,差序格局不仅妨碍了中国现代公民社会和人际信任的构建,导致行政运行失范和法治建设受阻,而且还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发育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等都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软肋。

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地域分布特点评析——基于省际视角的考察

我国研究生教育资源地域分布的准确特点是差序格局,而非阶梯分布或中部凹陷。阶梯分布或中部凹陷的不足源于其判断标准。差序格局分布特点的成因主要是教育功能的变化、国家政治的干预和地方文化的推动。

农村仪式性人情中的差序格局——基于皖西南农村的调查

通过在皖西南洪村的调查,对农村仪式性人情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在仪式性人情中往往是以家族和家庭为单位的,仪式性人情的表现模式以及完全嵌入到当地的婚姻模式和文化模式当中,并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文章认为,当前的仪式性人情仍然呈现差序格局,但在原有的差序中存在一些变迁。通过对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人群在仪式性人情中随礼的表现和约束机制的对比,三类关系也呈现出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不同性质的关系和不同亲密程度的个体在仪式性人情中呈现出有序的差异。

共同体与象征母系血缘:《乡土中国》的知识、秩序与道德

本文试以共同体的视角重新分析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社会是以土地与人之间形成的象征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在封建国家崩解之后,地方宗族衰落,乡村呈现出共同体的格局。共同体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行动不依靠文字可以直接传情达意,以长老统治为权力结构,以礼俗伦理作为秩序的基础。在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结构中,个人和共同体成为互相嵌入的整体。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共同体自身面临许多绵延与变革的困境。从共同体视角来分析乡土社会有助于理解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其他社会理论和社会建设方案,并加深我们对于乡土共同体的现代化问题的理解。

浅析农民工虚拟社区的建构及其运作

流动农民工融入乡土生活情境缺场并且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空间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网络的过程。在不断互动和交往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会形成由互动所产生的纽带关系,并促进有利于个人利益和行动的虚拟社区的形成,对农民工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具有重要影响。

杂而有序的乡土野草：差序格局视角下的城市绿化观

分析北京市有代表性的两类绿化标准,发现拔除杂草是现有城市绿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差序格局的视角来看,乡土野草具有杂而有序的自然规律:一是随着季节气候、雨水特点次第生长的动态"纵"向时序格局;二是植物和动物、土壤、微生物、水、空气等构成了静态"横"向差异依存格局。错误的绿化标准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城市的生态系统保护应倡导"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采取合乎自然规律的"让杂草长"绿化方式。

从“差序格局”到“差序治理”——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

在村治研究核心学科——农村公共管理学某些研究中,社会学概念"差序格局"被跨学科移用为"差序治理",概念的滥用和误用问题显得非常严重,使得乡村治理研究本该重视的历史感和未来性遭到了普遍的忽视,研究应有的科学性和敏锐性也受到了压制和侵蚀。因此,当前及今后对村治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应该注意三点:一是从根本上放弃简单地套用以往那些在"三农"问题研究中有广泛影响力的概念的研究思路;二是研究该有的历史感不能遭到淡化;三是对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要有所自觉。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嬗变——“差序格局”的再考察

城镇化过半的现代中国,其社会结构的形式和内涵都已有很大改变,但在整体上仍与差序格局具有家族相似性,即现代中国的纵深化和多元化交错在一起,因此其社会整体没有传统社会的等级性,因为它被横向上的多元性所平衡;也没有传统社会的压迫性,因为它被横向和纵向上的流动性所平衡。这一纵深化与多元化的交互关系既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稳定推进,也规范了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

“河北胡化”新论——一个基于中原传统社会与政治结构的阐释

陈寅恪“河北胡化论”的理论基础是民族一文化史观,其中蕴含了文化决定民族、民族一文化决定政治两个决定关系,二者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然而前者并不成立,后者则不能前置于古代时期。“河北胡化论”的核心实不在于陈寅恪所坚持的全盘胡化,其能否成立的关键在于地方化的政治模式和道德形态是否来源于非汉文化的影响。本文指出,具有差序格局的中原传统社会结构塑造了亲近疏远的行为准则,具备家国二重性的王朝国家政治结构在君臣之间构建了依附性与限制性的双重道德。二者通过人情博奔体现出来,并结合在一起,为臣民的相对主义忠诚奠定了道德基础。依据这一道德,君主必须照顾臣民亲情圈的小义小利,才能激发臣民的感报之心。这种人情之忠中双方道德义务的限度,由各方势力的政治博奔设定。河朔故事是安史乱后中央与藩镇重建统治关系过程中所达成的新的政治和道德约定,是中原社会道德模式和政治模式基于河北政治独立这一新现实的发展,而非“胡化”的结果。目河朔为“夷狄”是“尊王夷”的政治修辞,而非真实的族类区分标准。以亲情主义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凝聚提供了重要动力。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乡土视野研究框架

国外关于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早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而国内目前仍处于引用国外的相关理论和评价指标体系来解释我国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阶段。基于乡土社会结构特征的"差序格局"理论,结合民族社区的乡土特征,提出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乡土视野研究框架。此框架包括4个层次:①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层次:对本文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界定和阐述;②反映层次:测量社区居民关于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乡土特征影响的感知;③解释层次:提出研究的重点问题;④控制层次: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和旅游发展双赢的调控原则和措施。

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

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只有38.29%的人进行过抗争,高达61.71%的人选择了沉默。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关系网络的疏通能力越强,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越高。据此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居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反应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之所以有抗争或沉默的行为差异,是由于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能支配和调用的资源不同。

“格”与准自然社会中的公共秩序——基于《马桥词典》的分析

过往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团结、分化和变动机制的文献大多赋予乡土社会以积极、理性的面貌。与这类文明化的乡土社会想象不同,《马桥词典》刻画的是一个准自然的乡土社会。在马桥,"格"看似是个人性的,实则是集体的等级性的拟亲属社会网络即差序格局,每个成年男性及其家庭都根据其所掌握的资源的类型和数量而被安排在其中的某个节点上,拥有具体的"格",获得相应的亲属性称呼和"话份"。"格"不经意地构建和维系着马桥的共同体秩序,并以不变应万变地在地化外来的政治、经济、人情和文化力量。"格"的长期稳定和有效一方面取决于它作为共同体成员非反思的自然态度的内在构成性部分,另一方面源于马桥共同体的"社会密度"的长期稳定。对"格"的考察,丰富了对乡土社会和"差序格局"的多重面相的理解,对思考变迁时期乡村公共性重建亦有启示。

中国现代转型与费孝通的思想世界

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实现有机接榫和富有张力的平衡是费孝通终身关切且致力回答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费孝通从城乡关系、中西关系和族群关系三个维度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探寻和质询,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巨变,其思想遗产亦随时势之变得以继承和激活。本文通过对2005-2017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新进展和新趋向的同时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一定程度地实现对费孝通思想世界的勾勒和呈现。

学术共同体中的特殊主义及其运行空间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是学术共同体运行中的两条价值原则。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境脉对学术共同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学术共同体中的'差序格局'特征,为特殊主义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运行提供了空间和条件。从政府与学术活动的关系、制度的效力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等三个维度对学术共同体中的特殊主义予以理论解释和反思,有助于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礼尚往来”还是“礼上往来”?——从跨学科对话(1939—2013)到中国人际传播的经典模式

礼物、人情与主体间关系既是社会的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是一个传播问题,对此曾有一场近75年的跨学科对话。可通过辩论式交谈,从中国人的亲属关系中整合出一个人际传播的基本模式: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礼物的媒介功能由人情界定,而人情是一个动态的三重意义结构(情感联系、理性计算和道德义务)。人情作为中国的"意义之网",对应着一套"语义装置",使走动、往来与礼物馈赠成为呈现与确认意义的符号化过程,并将符号形式、文化意义与实物交换组织为一整套社会实践;人情作为"文化设计",将对等互惠的"礼尚往来"修订为差等互惠的"礼上往来",用道德义务维系长期的亲属关系,并作为基本形式影响其他关系形式,虽平淡无奇却创造了社会生活的奇迹。

公私划分的理论旅行：中国同性婚姻再思考

中国社会渐渐浮出水面的同性恋正统主义将同性恋者对亲密关系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悖论状态:一方面,非婚性行为是主流价值观所排斥的;另一方面,同性婚姻对中国的同性恋者来说又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本文以对中国同性婚姻的分析为基础批判性地检视公私划分理论。首先引入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强调中国社会中公私边界的伸缩性与相对性,来批判性地分析同性婚姻讨论中关于国家的角色以及对家庭的想象。随后,借鉴巴特勒、涂安娜等女性主义学者的观点,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中被坐落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置换成更一般意义上的个体,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隐藏在普通民众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背后的知识/无知的后果。这是一场公私划分穿梭于不同世界之间的理论旅行:从西方到中国,从特定的(性别化的)权力关系到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在不同的"世界"中理论找到了拥有着不同的"特质"的不同的"自我",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自我"为我们阅读、使用、修正、发展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