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司法检视与反思——基于组织考试作弊罪15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积极刑法立法观指导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便是典型体现。综合评价积极刑法立法观不仅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论证,更需要结合司法实务进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过度犯罪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既遂标准前置化、考试范围扩大化、两法边界模糊化和量刑情节混乱化。因此,积极刑法立法观无法弥合立法上犯罪化与司法上犯罪化之间的裂隙,也无法与法益理论形成自洽。由此,应在司法中寻找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完善出路,明晰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恶劣”的入罪标准、量刑原则和确定既遂标准。

考试作弊犯罪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和代替考试罪。《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考试作弊犯罪的相关法律适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具体范围应当严格限定,组织考试作弊罪需要理解组织作弊的行为表现方式,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需要注意试题、答案不完整、不标准、不完全一致的处理,代替考试罪应区分情况定罪处罚。该司法解释的施行,不仅对于确保刑法统一正确适用,有效防范、依法严惩考试作弊犯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还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考试作弊犯罪最新司法解释的针对性检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反思

201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考试作弊犯罪的具体适用作出细化规定。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此类犯罪后相关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发现,最新司法解释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之间,依然存在若干无法全然对应之处。因此,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考试作弊犯罪刑罚适用标准,增强相关司法解释的针对性,才能更为有效地打击考试作弊犯罪,真正实现增设此类罪名的立法目的。

对替考入刑的若干思考——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行为,维护国家考试秩序,建立社会诚信体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罪名以惩罚与考试作弊相关的行为,其中代替考试罪主要规制替考行为。替考入刑前相关法律缺位导致对这一行为未能有效规制,将其入刑是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的需要,并且古今中外的立法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参考。正确理解该罪的构成要件及刑罚特点,对正确适用该罪具有重要意义。

考试作弊类犯罪的理解和适用分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主视角

针对考试作弊行为,《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3个罪名予以规制。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认定,必须严格解释、着重把握两个制约因素即"法律规定"含义的界定和"国家考试"内涵的明确以限制入罪范围。应当结合前置教育法、行政法等规定,明确区分考试作弊行为与一般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区别,防止不当扩大入罪范围。本罪组织行为具有多种模式,其对作为对象的被组织者的数量要求需要达到"多人",一般3人以上为妥。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的认定必须全面评价考试作弊中"给予—接受"关系双方的行为,防止打击缺漏。代替考试罪主要涉及罪数竞合问题,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

限制与协调：考试作弊犯罪的司法边界——从“两高”司法解释切入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细化了情节认定标准,明晰了组织考试作弊既遂的判定标准等;但是,该解释仍然存在考试作弊行为概念不清、既遂标准过于提前、部分规定有失公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在打击考试作弊行为时,不可陷入“刑法万能主义”的牢笼,必须重视道德约束、行政法规的作用。

考试作弊犯罪司法解释评析

201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界定合理,针对考试作弊犯罪的应对措施有法律依据,且具有可行性;但该解释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仍然缺失,对有关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犯罪既遂标准的规定也存在不足。

组织考试作弊罪完成形态探析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组织考试作弊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仍然存在争议。如何正确区分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各种形态,关键在于准确认定组织考试作弊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和终了。判断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着手,必须对组织行为进行厘清。组织行为是指通过招募、雇佣、纠集、引诱、介绍、强迫等手段,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实施考试作弊行为,被组织的人数不影响该罪的着手认定。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的判断应采取折中说,从组织行为和被组织行为2个方面判断实行行为是否终了,即在组织行为已经完成的基础上,以被组织的考试作弊行为是否已经渗透至相对封闭的考场为标准进行判断。

对考试作弊行为入刑必要性的思考

考试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量才尺",考试制度因其突破了出身、贫富的限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竞争而被延用。如今,考试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工具,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当前考试作弊行为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国家考试制度的严肃性,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损害了社会诚信。但现存的规制考试作弊行为的法律法规还不足以震慑日益严重的考试作弊现状,故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考试作弊罪条文。文章通过探讨考试作弊行为入刑的必要性,进而分析考试作弊罪条文尚不完善之处,希望能唤起国家、社会对重塑考试制度严肃性和诚信公正的重视。

我国考试刑法的历史溯源及其证成

《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考试犯罪的罪名体系,考试刑法的提出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考试刑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唐代开始对考试作弊适用刑罚,且刑罚适用对象不限于官员。宋代的考试作弊处罚立法较为全面,但处罚较轻。明代的处罚力度较大,但处罚的随意性较强。清代重刑主义色彩浓厚,分类处罚开始出现。虽然在我国古代未能形成独立的考试刑法,但是关于考试作弊的处罚规定对研究考试刑法、规制考试作弊行为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试刑法有其存在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制度根基,为以独立的考试制度为前提、以考试法益为保护对象、对违反考试行政法的行为进行强化制裁的刑法规范。

浅析考试作弊行为的刑法规制——以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泄露国家秘密案件为视角

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主要以侵犯国家秘密类犯罪规制考试作弊行为,但是在"试题及答案的定密、以渎职罪名评价作弊行为、保密期限的确定、情节严重的认定、‘枪手’答案的性质"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已无法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准确、有效地依法打击考试作弊,应尽快出台考试法,并在刑法分则中单独设立"妨害考试罪",规制考试作弊行为。

从“作弊入刑”谈国家考试的法律规制

考试作弊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已引起法律研究者的争论,如今新的司法解释的出台促进了刑法规制的完善。然而,单以刑法作为惩处考试违法行为的后盾难以解决考试制度实践中的乱象丛生。只有制定一部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国家考试法,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考试制度的法治化。在刑法规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行政规制并加强行刑之间的衔接是当下完善考试作弊行为规制机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