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及特征研究——以十一个城市为例

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全面统筹数据运营与管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以数据要素驱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十一个城市发布的政府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方案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当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以及特征,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针对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现状,提出细化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以及优化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机制三点完善建议,可以为一些省市落实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参考,从而完善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与数据法治化治理研究

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驱动着国家、社会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呈现出数字基础设施优质化发展、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持续深化的趋势。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突破了传统规则约束,从而引发个人、企业、国家的安全风险,并且面临着企业合规管理不力、市场监管乏力、数据治理体系未健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亟待加强等挑战。需要从个人层面提高数据保护意识,企业层面加强企业合规管理,国家层面完善立法、司法、执法体系,国际层面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应当均衡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治理,逐步构建适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基本国情的数据治理法治体系,提出全球数据治理的中国方案。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地方试点比较及启示

在数字化建设中,数据与政府业务关系日益紧密,为了统筹数据管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自2021年起,各地陆续开展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对比我国试点地区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可以发现,各地均从工作目标、试点范围、组织体系、主要职责、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6个角度构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但存在共性不足,如效力位阶低、职责定位不够明确、人才供给欠缺、组织架构不成熟等问题。为此,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设置应明确组织架构与主要职责、推进数字化人才开发与培养、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常态化监督机制。

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依据2010—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量数字技术应用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首席数据官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改善ESG绩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及碳排放效应显著,设立首席数据官强化了这一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在中小规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为显著。鉴于此,建议强化企业ESG绩效考核,进一步加大数字技术应用力度,鼓励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

建设数字政府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使用Q方法,对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首席数据官主要扮演推动者、传播者、战略家、沟通者、协调员、架构师、使能者和执行者等八种角色。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政府首席数据官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政府首席数据官是政府数字化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其能力素质对于数据治理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构建政府首席数据官胜任力模型不仅能够填补既有研究空白,还能为相关人才选拔、绩效考核、能力培训等提供科学依据,为促进中国政府首席数据官的专业发展提供参考。基于此,借鉴胜任力经典理论——洋葱模型,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与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工作情境,采用专家群决策法,通过对来自广东、浙江、江苏、四川等地的25位政府首席数据官进行问卷调查,筛选相关指标,并结合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政府首席数据官胜任力模型,涵盖数字化专业知识、数字化专业技能、数字领导力、数字化沟通与协调、工作态度、数字化认知能力、个人特质7个维度的31个指标。该胜任力模型同时考虑了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化转型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和职责,及其在个人发展中所具备的不同特质和能力。其中,数字领导力是关键评价维度,数字化沟通与协调是重要评价维度,而工作态度和个人特质维度是底层支撑。据此,数字化领袖职业发展规划应注意多方位提升数字领导力,特别是数字化战略制定能力和实施能力,丰富数字化专业知识,以及具备应急响应能力、表达与解释能力和协同与服务能力等能力。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研究

政府首席数据官是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兴职位,其核心意义在于满足公共数据的高效流通和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公共数据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标志着数据治理由“多头协作”转向“统筹负责”,分散化、碎片化的数据资源及治理职能得以整合,从而进一步促进数据要素的高效有序流通及充分开发应用。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政府首席数据官应承担数字化发展的统筹者、数据工作的推进者和监督者以及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者的职责。其能力体系应包含统筹规划能力、执行落实能力、指导监督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四大维度。进一步全面推行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应在首席数据官权责一致、专岗专职,健全培训体系以及加强评估激励等方面持续发力。

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驱动力:CIO政治技能与议题营销的影响机制研究

尽管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CIO)肩负着主导数字化创新的重要职责,但依靠传统的结构权力和专家作用难以应对其中涉及的组织变革的挑战。基于政治技能和议题营销理论,本文探讨CIO利用政治技能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的作用机理,对218份CIO-业务高管配对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CIO政治技能正向影响CIO议题营销能力,进而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CIO议题营销能力完全中介了CIO政治技能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业务高管的社会行为整合正向调节了CIO议题营销能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关系。据此,提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的驱动力模型,即CIO政治技能和议题营销能力是CIO主导数字化创新的驱动力,CIO议题营销能力和业务高管社会行为整合分别发挥着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该模型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CIO如何在组织内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创新的缺口,并为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首席信息官的职能分析与实践建议

以教育数字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成为教育改革的时代命题。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首席信息官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首席信息官却存在着“价值与意义认识不足”“角色认知存在偏差”等问题,使其职能难以发挥实效。如何明确首席信息官的职能定位,发挥其能动作用,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文章采用国际比较与本土建构相结合的方法,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分析首席信息官面临的挑战、反思首席信息官职能,并提出:首席信息官应整合相关职能,发挥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引领作用;把握转型理念,引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变革管理机构,丰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形式;优化人机关系,体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人本导向。最后,文章对首席信息官提出以下实践建议:从教育数字化转型视角审视职能,面向实践赋予新内涵;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共同体,以数字化转型助推教育创新发展;面向学校发展需求,因地制宜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创新;引导师生形成丰富多元的人机关系,提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育人效果。

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关键作用:来自德尔菲法的发现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一个新兴职位,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重要工作。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成功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中必须发挥的作用进行探索。为弥补这一知识空白,借鉴数字动态能力理论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德尔菲法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基于数字动态能力理论探明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首席数据官发挥的关键作用(数字感知、数字捕捉、数字转换)及其指标;其次,开发出评估政府首席数据官关键作用的测量工具。在理论层面为阐释政府首席数据官作用提供具体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为政府首席数据官助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行动依据与路径参考。

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的现实审视与优化路径

国家数据局成立后,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成为当前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建设和公共组织数字化改革的新焦点。通过对地方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发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选择成立依托权威的层级制协同组织,形成包括战略领导层、协调管理层和业务执行层等三级政府首席数据官体系,并配合设立团队式、专家型等组织模式;在职能配置方面,政府首席数据官通常具备“治数”“统数”“用数”“监数”等四项核心职能,扮演数据战略领导者、数据资产运营者、数据开发赋能者、数据安全监管者等数字治理角色;在任职特征方面,现任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学历水平与年龄分布较为合理,不过具备与数字化相关的学科背景与履职经历的领导干部数量占比不高。当前,地方政府依托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协同机制,尝试解决“数字烟囱”等数字治理组织困境;通过明晰职责分工,尝试破解“群龙无首”等数字治理责任困境;配合数据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尝试打破“权威缺漏”等数字治理能力困境,制度效能初显。然而,制度运行中仍存在诸如政府首席数据官领导权威不足、权责边界待明晰,治理环节前重后轻、工作场景待拓展,技术型领导稀缺、人才储备待提高等问题。基于此,按照“结构—运行—赋能”的制度优化框架,提出建立“中央—地方”两层级政府首席数据官组织体系、将政府首席数据官提升为各级数字治理第一责任人等体制性实践进路,遵循数据共享全生命周期、服务数字治理全流程等机制性实践进路,设立“双政府首席数据官”、推进绩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建设等工具性实践进路。

政府数据共享话语下首席数据官制度研究

首席数据官作为一项新制度正全面铺展开来。“单一中心”模式下,中国政府数据共享面临数据质量差、数据处理难以及数据安全难以保证等实践难题。首席数据官作为因应大数据时代数据管理需求诞生的产物,既符合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的政策导向,也与政府数据共享建设的工作要求相匹配,还可以消解政府数据共享面临的多维困境,成为政府数据共享的创新治理路径。面对首席数据官带来的潜在风险,应当通过颁布规范性文件的方式为首席数据官履职提供规范依据;同时,应通过建立人才保障体系规避“人”的不确定风险,通过建立评价考核体系规避“制度”的不确定风险。

“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枢纽的国际化发展及保障机制

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广东与港澳合作探索数字化发展,在数字中国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算力中心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为算力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机遇。从澳港大湾区的起源、经济状况、数字经济规划、创新制度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大湾区的基础情况和算力发展情况,进而从算力支撑、CDO角色职责等角度提出发展建议。

数字化时代首席质量官的领导力研究

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技术正日益改变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数字化时代的变革对身处于新的质量环境与质量工作流程中的首席质量官的领导者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将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数字化管理引入质量管理中,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每个首席质量官必须深入思考的议题,领导力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重点探讨数字化时代质量管理首席质量官角色转型与应对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能力体系,并对未来数字化时代的首席质量官的能力进行了展望,以完善数字化时代领导能力理论,促进质量管理领导者更好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

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建设情况及经验分析

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是美国国防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军事应用的核心机构,中心下设战略政策部、能力发展部、任务部、规划预算采办部等业务部门,中心的运行贯穿了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重点聚焦短期项目执行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工作,经过多年发展,中心在跨机构协调、业务管理模式优化、技术环境和工具手段建设、内部文化建设、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积累了诸多经验,值得分析和借鉴.

首席数据官制度在生态环境领域试点的研究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数据的融合与创新应用,对于辅助生态环境管理决策,持续深化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全面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广东省生态环境数据应用还存在着瓶颈,导致真正有实用价值的数据难以挖掘并加以利用。因此,本文在近年来广东省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的基础上,结合对制度概念的认识,分析总结广东省生态环境数据资源现状和存在问题,进一步研究探讨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对生态环境数据应用的作用。

卫生行业信息主管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

随着医疗和公共卫生数字化的稳步发展和区域卫生的逐步推进,卫生事业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卫生行业这一高知识含量聚集地与新兴计算机技术深入、紧密的结合已经为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一双腾飞的翅膀。卫生行业中新出现的信息主管岗位,也面临着越来越多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验。结合目前卫生事业发展的前景和要求,探讨了卫生行业的信息主管应具备的五种核心能力,即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系统分析能力、掌握概念的能力、复杂项目运作能力、战略思维和评估的能力。

迈向数据驱动的政府:大数据时代的首席数据官--内涵、价值与推进策略

首席数据官制度是在提高数字治理能力、提升公共部门数据价值的目标下进行的组织体系创新,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实施与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有助于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实践中面临多重发展困境,未来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推进应更加重视职能定位与权责配置、制定完备的知识培训体系与人才评价机制,以法治理念健全政府数据制度体系。

首席信息官、企业领导者与企业数字创新

数字技术越来越普及,然而数字创新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注意力基础观,探讨企业数字创新前因。以2011—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设置首席信息官(CIO)的企业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更大,数字创新绩效更好;②企业领导者(CEO)的商业关联能够显著提升CIO实施数字创新的可能性及数字创新绩效,CEO的政治关联没有显著调节作用。通过调查CIO和CEO的角色,深化对数字创新前因的理解,推动数字创新理论研究,为企业实施数字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勇立潮头 砥砺同行——第四届长三角CIO年度发展论坛综述

2021年12月17日-18日,第四届长三角CIO发展论坛在合肥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沟通交流机会。文章综述了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企事业代表的主要报告内容,以期为推动长三角地区在实体经济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加速数字化变革、推动数字经济逆势发展等方面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