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当代人类学者提出的酋邦理论,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酋邦可以对应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天下万邦”的“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经常提到的“族邦”。这样一种氏族结构不仅存在于中国前国家时期,也存在于国家刚产生后的一个阶段。一些中外学者称中国这样一类结构特征的文明古国为“早期国家”,以别于在下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国家,这种说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种补充。

土司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

明清统治者出于国家权力向土司地区延伸的需要,要求各地土司必须在国家确定的土司制度(包括承袭制度、职衔制度、贡赋制度、奖惩制度等)框架内接受地方长官的约束,履行驻防、守御的职责,随时以备征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治理土司的主要策略有五:第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彰显约束之策;第二是在承袭问题上,显示驾驭之权;第三是在执行过程中,实施监督之术;第四是在统治手段上,采取"恩威"之计;第五是在目标设定上,达成土流一体。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各地土司促进国家权力延伸的举措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控制辖区内的民众,这为国家权力在西南土司地区的延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是酋邦,还是国家?——再论金朝初年女真政权的国家形态

关于金朝太祖、太宗时期政治、社会制度是国家形态,还是前国家形态——酋邦(军事部落联盟、部族制),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看法。学界相关研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史料存在着解读失误和运用不当的问题。金朝初年已经形成基于武力的制度化政治结构的形式和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凝聚机制,具备国家的基本要素。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太祖、太宗时期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是单纯的女真人酋邦(或部族体制),也不是包含了多民族的酋邦(或部族体制、或部落联盟)。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三个问题

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新时代,土司制度方面一些陈旧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已经不能站在时代前沿,也很少孕育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因此,在继承优秀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必须整合力量、融合发展,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需要在内容上、理论上、方法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绵薄之力。

“象刑”辨析

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邦时代就已出现"象刑","象刑"源于《尚书·尧典》的记载。关于"象刑"的内容、性质及沿革在学界众说纷纭。有"象刑"是象征性刑罚说、"画像而刑"说、"象刑"乃肉刑说、原始习俗向成文法过渡的中间状态说、有的干脆认为"象刑"是无稽之谈等等。根据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尚书·尧典》记载中的句式结构、当今考古发现,我们把"象刑"界定为: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酋邦时代具有很高权威性的作为氏族习俗的一种刑罚手段,它是以五刑为依据,以轻刑为动机,以"画衣冠、异章服"为表现形式的象征性耻辱性刑罚措施。目的是为了深入实施教化,增强人们的耻辱观念,以实现"不治而治"的稳定局面。

琉球王述略——基于对土司制度的关连

明朝在琉球设置"土通事",即传递文书土官。从明朝洪武年间至清朝光绪年间,琉球王传承至二十七代。第一代察度迄第十六代尚丰,遣使向明朝请封,明朝随即遣使册封为王;第十七代尚贤迄第二十七代尚泰,遣使向清朝请封,清朝随即遣使册封为王。这表明琉球在明清时期一直是中国的藩属。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学科理论、土司政治和土司文化遗产保护——首届“中国土司论坛”综述

近10年来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7年11月召开的首届"中国土司论坛"在长江师范学院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自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考学科理论建构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等方面,围绕"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土司个案""土司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成为土司学界的普遍焦虑和学术追求,中国土司制度与西南等地的土司政权及其运行机制或能从国家制度安排与西南等地土司政治中,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供智力支持和历史镜鉴,土司文化遗产个案调查与研究多显示学界共识,反映出研究路向的逼仄,学术创新迫切需要新理论与方法的切入,土司地区和土司时期的其他研究显示"整体史"研究视角的必要性。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忻城土司官族教育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不断强化对于忻城土司的监控,政治、文化措施都明显带有强制性的国家认同意味。忻城莫氏土司教育子弟尊祖敬宗、感念朝廷恩宠,在强化封建的宗法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官族子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中央王朝积极向忻城推行教化的同时,莫氏土司及其官族也积极尊崇儒家道统,学习和吸纳中原文化。土司官族的汉化教育加强了官族和地方社会对于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对于创造和发展稳定、和谐的地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忻城土司治下国家认同的成功经验,也给我们今天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

在苗疆发现历史——《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序

清代雍正年间大规模地开辟拓殖苗疆,实为广义的"改土归流"秩序重建活动。苗疆经过一系列"王化"政策的改塑和再造,不仅实现了由"生苗"而"熟苗"而"民人"而"齐民"的国家化转型过程,而且也完成了由"生界"而"熟界"、由"新疆"而"旧疆"的内地化转型过程,体现了国家大一统秩序在"化外之地"的具体落实。研究苗疆转型过程应尽可能地按照"复线历史"的要求,关注国家与地方复杂互动的长时段历程;通过重新发现苗疆充满活泼生动地缘特征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构区域学学科——清水江学。

东兰—凤山韦氏土司州署变迁考略

从东兰土司州署四迁,到凤山土分州衙署设置,韦氏土司州署几经变迁。东兰—凤山韦氏土司始建土司州署于坡豪,扼守红水河,牵掣侬智高残部;从坡豪到兰阳,兼得天时地利,稳居红水河中游;从兰阳到旧州,开启祖孙四代抗倭传奇;从旧州到东兰城,适应时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从东兰到凤山,从土知州到土州同,韦氏土司失去半壁江山;从九响定乾坤,到凤山土分州衙署确定,韦氏土司在凤山走向没落。

由真安州建城窥明代对播州的改土归流

明代万历年间发生的平播之役结束了杨氏土司对播州地区长期的统治。在平播之役后明王朝为加强对播州地区的管理在黔北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修府建州就成为改土归流中重要的环节。真安州作为原播州土司辖地,在改土归流后采取划州建治,兴建州府,变土官为流官。文章以真安州修城建州为背景,论述明王朝播州改土归流对黔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美国进步运动对党魁政治的影响

进步运动是美国20世纪初的一次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改革深刻触及了美国的两党政治,在市政、州政改革中沉重打击了一度泛滥的党魁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政治腐败的温床,推动了美国的两党政治的变革,也推动了美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

对于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笔者针对酋邦理论和"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等方面的局限性,提出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而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这一理论体系虽已在考古学界和上古史学界产生一些影响,但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即本着深化和完善的目的而对它做出进一步阐述和概括。

清朝对甘青土司的治理及其影响

清代甘青地区虽未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但清政府对于甘青土司仍然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教化"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治理,如从体制上削弱土司,对甘青土司采取恩威并治的手段,强化法律约束,严控土司武装与禁止私藏武器,以及经济上的釜底抽薪。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甘青土司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甘青土司对中央的依赖与认同进一步强化,土司地区存在的二元政治结构逐步瓦解;汉化与整合加速了甘青土司的衰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教化"开始向土司内部渗透。

唐代渤海国“二元”地方制度下羁縻统辖研究

文王大钦茂时,渤海开始征服南黑水靺鞨诸部,并模仿唐朝建构羁縻府州体系。大嵩璘时已出现个别羁縻府州建置,至宣王大仁秀厘定全境府州县体制,羁縻府州制度最终完备。与渤海统治中心地区的府州建置相比,黑水靺鞨地区的府州表现出明显的羁縻统治特征。在这种“二元”地方制度的框架下,统治中心地区的首领势力逐渐被中原式的基层统辖取代。此时出现于日本文献中的首领实为黑水靺鞨地区羁縻府州下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