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韵传廉,继往开来——基于南宋廉洁文化的杭州特色廉洁文化教育路径探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宋韵文化中的廉洁因子处处可见,并在历经千年后仍熠熠生辉。杭州作为南宋都城,宋代文化遗产颇丰,深入挖掘留存在城市和老百姓生活中的宋韵廉洁文化,将会给当代廉洁文化建设以新的启示。该文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和人物采访等方法,研究南宋清官廉吏身先示范的事迹、优秀家风家训蔚然成风的形式、珍贵文物遗产托物言志的呈现,从而实现继承宋韵廉洁文化精华,守正创新,并提出新时代具有杭州特色的廉洁教育路径,打造可观可感的文化品牌,实现润物无声的廉洁教育,充分发挥与时俱进的地区人文优势,将城市资源活化,以期宋韵传廉,继往开来。

论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

宋代童蒙教育相较于前代来说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即宋代童蒙教育打破了门阀士族的限制,使得平民子弟亦可接受童蒙教育,这对于中国整个古代社会的童蒙教育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和贯彻,及铨选制度的全面改革,对于人才选拔的主要标准就是知识和能力,这又从根本上推动了宋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作为宋代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童蒙教育,自然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重视,而相当数量的文人学者参与童蒙教育更加提高了童蒙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他们在编撰童蒙读物和参与童蒙教学的过程中,也有着一定的文学培养的自觉意识,这些都使得宋代童蒙教育对宋代文学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文学的整体气质和风格。

北宋音乐美学思想综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为中心

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五人未被《宋史》收入《道学传》,其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宋明理学色彩”并不浓郁。五者从“本体与本源”“用途与价值”“古今与雅郑”三大方面展开其乐教思想。首先,他们以形上本体与形下本源来分别界定音乐,认为音乐的本体是气、本源来自人内在情感抒发与外在乐器的演奏;其次,他们从国家政治与社会角度,来分析音乐与人、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凸显出音乐在公共领域的社会价值属性,认为音乐的用途是国家用来进行情感教育的工具,其最大价值在于传达一种和谐中正的情感抒发范式,从而影响他人及社会,实现移风易俗;最后,由于不满乐家大多将音乐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忽视其教化作用,他们还论述了雅乐与郑声的区别及复兴上古乐教的具体方法。

宋代利州路教育发展刍议

蜀地教育始自西汉文翁,到宋代盛极一时。宋代四川地域广阔,但是各地教育水平不一。利州路作为蜀地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继承地方重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官学,辅以书院、私学,再加上“类省试”等特殊政策,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然而水平却与世人对宋代四川教育的高度评价不相符,相对落后且内部发展不平衡是利州路教育水平的真实状况。政府对蜀政策的转变、地方经济差距、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风俗习惯差异等都是造成利州路教育发展受限和不均衡的重要因素。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宋元时期汀州书院探析

宋元时期汀州共有21所书院,其中2所仅有祭祀功能,实际有治学授业功能的书院只有17所及2处读书处(堂),且书院教育早于官办州学,连城冠豸山的仰止亭是汀州境域最早的书院。从时间分布来看,大部分书院创办于南宋,这与南宋汀州人口的大量增加密切相关;从地域分布来看,大部分书院集中在汀州中部地区,州署所在地长汀是宋代汀州官员和官府创办书院教育的重镇,冠豸山是汀州书院教育播衍理学的先导;私人或家族书院的兴起是日后汀州乡村书院兴盛的发端。宋元时期,汀州书院教育发轫是由于有冠豸山秀美清幽的环境,加之地方官员高度重视以及汀州毗邻闽学发祥地。

宋代彩绘童子抱鞠俑考释

宋代是中国古代蹴鞠发展的巅峰时期。本文以文物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现宋代社会对蹴鞠运动的健身价值和道德教化的认知从而鼓励儿童进行蹴鞠情况,研究发现,文人与艺术家对蹴鞠描述角度不同导致宋代儿童蹴鞠文物较多而文献记载较少的现象。同时本文首次对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藏宋代抱鞠童子彩陶俑进行了考证研究,反映出宋代儿童蹴鞠情景、鞠球的制作工艺的进步、鞠服鞠靴的规范化。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

宋代书院师生管理、师生关系的特点及现代意义

宋代是中国书院制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宋代书院在师生管理与师生关系等方面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如精干高效的师资管理、心表结合的学生管理和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等,这些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宋代儒学教育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

宋代的儒学教育从内容方面讲,强调伦理教育,强调致用思想;从教授方法上看,针对不同年龄采取的多样的传授方式,避免了一般伦理说教单调死板的弊病;从参与者的角度说,一些信奉儒家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亲自参与办学和教学,令儒学思想的传播更为精准,也更具吸引力。宋代儒学教育的这些优点,都是当今国学教育可以借鉴的内容。同时,由于受专制政体的影响,宋时的儒学教育也有很多的局限性,为当今国学教育提供了历史教训。

近十年来宋代官学研究述评

系统完善的宋代官学成为宋代教育的一大特色。通过对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宋代官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成果主要集中于对宋代太学、国子监、地方官学、专业教育研究及宋代官学综合研究等方面。通过文献综述还发现研究中出现了研究深度不够、选题重复、学术影响力差、"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问题,并提出了研究建议。

宋代重庆书院探析

宋代重庆有14所书院,宋代重庆书院具有多种特点:一是发展处于全国书院的前列;二是时间和地域分布不均,北宋书院较少而南宋书院较多,且集中分布在重庆周边沿长江流域地区;三是以官办书院为主。分析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可以发现:在教学目的方面,宋代重庆书院的教学旨在探究学问,为传播理学思想而培养人才,教学目的中强调"学而致用";在教学内容方面,多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来制订教学计划和安排教学内容,注重理学的传承与发展,但兼涉文史学科知识及其他学派思想;在教学方法方面,提倡"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以讲授法为主,辅以讨论法和自学,并适时采取"论辩问难"的教学方法;在师生关系方面,受到书院聘任的教师特别注重身教,以"人师"自勉自任,注重口传身教、人格垂范、精神感化、情怀熏陶,学习氛围开放、宽松、活跃,师生间的关系亲近和谐、民主平等;在教学管理方面,主要实行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课制度;在办学经费方面,宋代重庆书院开创了一种官办民助的办学与管理模式,既克服了官办书院的层层束缚,又解决了民办书院办学经费不足的桎梏。宋代重庆书院有研究性办学、主体性教育的新理念,对现代教育教学仍有重要启示:一是师生淡泊名利的思想,对于转变当前教育界"重名利、轻学术"的错误认识,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有重要启示;二是选聘教师以"择优而教"为主要标准值得现代教育关注;三是"教学相长"的自由教学理念以及和谐的师生关系与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庆历兴学——宋代官学教育自发向自觉的转折

宋初官学教育发展较为滞后,呈现出重科举轻官学的现象。到了仁宗庆历年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上层认识到人才和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有目的的推动官学教育发展,史称"庆历兴学"。庆历兴学改革,是宋代人才培养的历史性时刻,是宋代人才培养的一次标志性转变,标志着宋代官学教育由无意识的自发阶段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阶段。庆历兴学所倡导的官学教育理念为后面的两次兴学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使宋代官学教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元数学发展的文化分析

对中国宋元之际数学发展达到“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就中国古代来说 )层次的情况做了文化分析 ,指出唐宋以来数学教育的发展 ,宋代和宋元之际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及理学思想的兴起等的综合作用 ,使得当时的人们在思维取向、价值评价和社会认同等方面产生的某些新异因素 ,是宋元数学达到发展高峰的主要文化因素 .

空间、仪式与集体记忆——宋代公共园林教化空间的类型与活动研究

教化空间是中国传统城市社会功能的重要载体。在唐宋变革的背景下,教化空间渐趋由国家礼制建设层面,转向与百姓日常规范相关的生活空间,并影响到了城市公共园林的营建目标、空间类型与活动组织。梳理了秦汉至唐宋的平民化、世俗化社会教化转型过程,结合宋代方志图文资料,围绕"空间-仪式-集体记忆"的社会教化途径,归纳了宋代城市公共园林社会教化空间的建设类型、组织形式及集体记忆的培育。从而为丰富城市历史园林的内涵,促进地方精神的挖掘、培育,提供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略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特点

宋代理学家充分发挥了教育的学术传播功能，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新阶段。其传播活动，无论与汉唐诸家学说，还是同时代的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浙东事功等学派相比，都存在突破和创新之处，表现在教育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系统性、传播活动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排他性强等特点，丰富、活跃的教育传播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与社会影响力的扩展，对于后世学术及文化的普及、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垂范作用。

论宋代国子监教育传播的新特征和传播职能的转变

中国传播科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与出版传媒业、教育传播业相互融合,促使印本书在文教领域广泛普及,促使教育传播的媒介结构关系全面革新,引发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国子监则是引发这次变革的纽带和中枢。宋代国子监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具有独立形态而具动态性调整功能的机制创新特征。它是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既负责教材的编定,也对书籍的出版传播进行管理。宋代所建构的以国子监为中心和诸路提举学事司创制相结合的教育传播行政管理新格局,是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示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和雏形。

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

和前代相比，宋代的童蒙教育出现了以下特点：重视以理学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教育，并形成了重视自然科学常识教育的趋势；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的教育形式；“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为科举制度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童蒙教育。这些特点，对明清乃至近代的童蒙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