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诵读传播

诵读是一种很重要的口头传播方式。在宋代,并不是每首词都能演唱,也不是每位接受者都会唱词,因此诵读成为现实需要。诵读宋词的主体是男性文人,普通接受者也非常喜欢。诵读的场所虽然比较随意,却是一种传播范围广泛的深度传播方式。

论词的吟诵传统

词的吟诵活动在古代乃至近代一直都存在着,而真正优秀的词作也都需要符合音乐和声律两方面的要求。无论是就体式的形成还是就其创作方法而言,词都与以格律诗为主体的唐诗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因此从吟诵角度来看,律句较多的词作学习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只要能够准确判断出词句和律句的关系,了解词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也就能够自由地进行吟诵了。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的宋诗运动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宋诗运动的关系是一个迄今未受学界充分关注的话题。1895-1906年间,郑孝胥、陈三立、沈瑜庆、陈衍、沈曾植等宋诗派主要成员都曾客张之洞幕,这个时期的诗文酬唱酝酿了宋诗派的理论,加强了诗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宗宋诗风逐渐成为一种诗学潮流,其余波影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

论中华吟诵文化的发祥起源

中华吟诵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吟诵活动与人类一道诞生并先于诗歌创作而存在。殷人尚声,周人重歌。我国古代民间集体创作和文人个人创作与吟诵活动有密切关系。

朱子楚辞学研究方法的理学背景发微

朱子一生最后绝笔为《楚辞集注》。正因为感同身受,朱子才能在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花极大的心血注解《楚辞》,实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在极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精神的同时,极力痛斥扬雄之"偷生幸死",将忠义之精神、君臣之大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将朱子心中郁积之情愫表露得一清二楚。正如朱子在序言中的夫子自道,《楚辞集注》度越前人的方法有两端:沈潜反复与嗟叹咏歌。"沈潜反复"是朱子治学的普遍方法,"嗟叹咏歌"是朱子治诗赋的特别方法。二者之间其实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可谓主从之关系。

中国古代“说唱词话”渊源考论——兼及“唐代说唱词话”新概念的提出

自1967年"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出土引发学界关注"说唱词话"现象以来,近几年对宋至清阶段"说唱词话"现象的研究,呈现出高潮态势与拓宽趋向,主要集中在元明说唱词话研究、南方唱书(清代说唱词话)研究、说唱词话与中国戏曲起源的关系研究等方面。从"说唱词话"概念入手,阐明"宋代词文"是元明清"说唱词话"之渊源,"宋代词文"是一种说唱相间的曲艺文本和表演形式的总称,经对敦煌文献的初步梳理与探讨,认为有23种敦煌文献变文卷子属于"宋代词文"。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了对"唐代说唱词话"这一全新概念的研究,这一研究在中国古代说唱词话与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均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学术新领地。

论周长园的朗诵诗

安康诗人周长园多年来辛勤耕耘,成果丰硕,其新近出版的朗诵诗集《朗诵安康》,展示了诗人多样的才华。周长园的朗诵诗关注现实,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介入、参与和担当精神,展示了安康诗人的探索精神和文学价值。周长园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和实践,体现了当下诗歌力图修复历史与现实亲密关系的努力,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楚天少儿诗词朗诵大赛纪缘

诗词,文化的精灵,文学的瑰宝,文明的结晶。少儿,家庭的宝贝,社会的未来,时代的希望。从2001年起,"楚天少儿诗词朗诵大赛"已经开办18届了。稚子童音诗声琅琅,荆山楚水词韵袅袅。十八载春云秋月,近20万名少儿选手参赛,打造出湖北省最具影响力的少儿文化品牌活动之一,被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评为省重大文化品牌活动。

诗之所指与能指——谈谈《诗经》的今古文之争

《诗经》中的诗篇 ,十之八九不能确定其具体时间 ,事件和作者。两千多年以来的《诗经》研究 ,大体上是在确定诗之能指。用隶书传授《诗经》的三家诗 ,在这一方面很有典型性 ,而后来居上的古文(小篆 )毛诗又何以言外呢 !赋诗制度与《诗集传》是诗之能指的成功范例 ,但是它们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今天的人们学习《诗经》 ,既要珍惜传统 ,又要找出适合今天的时代要求的方式。

歌耶 诗耶——《诗》在先秦的口头传播历程研究

《诗》在先秦的口头传播历程可大致划分为"合乐传播"与"去乐化"两个阶段。起初,先民因抒情的需要,总结出了一套语言运用的技巧,并使之与乐、舞相配合,这便是原始的口头诗歌。及至周公制礼作乐,口头诗歌被收集起来并编辑成为《诗》之文本,《诗》藉乐传播并与乐共同构成了阐释礼乐内涵的话语体系。春秋时期,赋引之风兴起,诗乐分途,诗以文辞表意,《诗》成为知识阶层在言谈中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

吟诵音乐五题

古典诗词文吟诵 是我国民间传统音乐中的文人音乐。吟诵与朗诵是不同的口头艺术表现方式,与古典诗词歌曲等都有明确的区分。吟诵音乐不仅要保护,也要在传承、变革中求得展。

十念文研究

有关十念之探讨,除文洛钧撰述的学位论文讨论"十念往生"之可能、议题外,其他如温宗堃、廖明活、陈剑煌等,都在讨论净土思想或有关高僧,晚近朱湘钰撰述的《"十念往生"的意义与相关讨论——以〈大正藏〉净土三经及其注疏为例》应是压轴之作。然而以上研究止于净土大师或三部经典,有关十念在经典上的不同意涵及不同的功能性问题从未被讨论过。因此,本篇除了植基于已有的研究外,从敦煌文献及古佚著作《五杉集》一书检出十念诸文献,并以《道藏》本《黄箓十念仪》等作为对照,说明十念文的使用场合及功能,同时也借此检讨唱导的意涵。

广东瑶族——排瑶民歌分类考释

在中国广东省聚居的瑶族中,因其起源传说、生活习惯、语言的差异、生产方式、居住和服饰等方面的不同,而有多种支系之分。通过对广东瑶族支系——排瑶民歌长期的田野调查、收集的基础上,从音乐的角度按社会功能、应用场合将排瑶民歌进行梳理、归纳,提出新的民歌分类方法,力求以民俗学、音乐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方式展示排瑶民歌,文中并就排瑶民歌的形成谈及见解。认为:排瑶民歌是瑶族珍贵的活化石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以礼说诗看《吕氏家塾读诗记》的宗毛倾向

作为理学家的吕祖谦,其《吕氏家塾读诗记》继承《郑笺》以礼说诗的传统,多以义理解诗,是《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诗的表现之一。

《文心雕龙·颂赞》中的“颂”“诵”之辨

秦汉之际,“颂”逐渐脱离宗教祭祀的诵词体系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之后更是成为了“风雅颂”之“颂”体的特称。“颂”的发展,并非是一种由简至繁的不断增义的过程,“容”、“诵”等释字也不应被看做是“颂”的本字。“颂”义流变应是一个由一般到特殊,被不断分解、代替的过程。“颂”本义所代表的崇高的政治性和神圣性,注定它只能被一步步拉下神坛。从唐代开始,“颂”与“诵”之义已混淆不分,但“颂”字仍被使用,而清代的传世文献中“颂”之本义几乎不存,以至于人们多以“诵”代“颂”、“颂诵本通”。

礼坏乐崩与《诗》应用的变迁:从歌《诗》、赋《诗》到引《诗》——以《左传》文本为考察核心

西周初期的《诗》集诗歌、音乐与舞蹈为一体,应用于各类正式典礼场合。然而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国家政治运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王室权威不断下降,导致原本用于国家大型典礼的《诗》也逐渐失去了应用的场合。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聘问往来取代了以天子为中心的各类政治典礼,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流,《诗》的应用和功能也随之发生改变,原本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繁复模式开始逐步简化和瓦解,乐、舞的元素逐步消退,而《诗》的文本意义开始逐步凸显,以适应政治社交场合的实际需要。春秋时期《诗》的应用变迁历程,完整映射了西周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的消亡史。

闽南语吟诵演唱唐代琴歌的合理性

琴歌与闽南语吟诵都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琴歌来源于吟诵,二者都是以诗文为对象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具有一定的音乐性。闽南语吟诵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中古汉语语音元素,与唐代中古音一脉相承。结合闽南语吟诵音对《渔翁》《竹枝词》《阳关三叠》三首唐代代表性琴歌进行演唱处理的案例分析发现,用闽南语吟诵的文读音演唱琴歌相较现代普通话演唱琴歌更接近唐代琴歌原貌,能更好地表现唐代琴歌韵味。表明用闽南语吟诵音演唱琴歌具有合理性,将闽南语吟诵音与唐代琴歌演唱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活化传承闽南语吟诵与唐代琴歌。

中重度智障学生儿歌诵读教学策略探析

中重度智障学生诵读理解能力较差,课文学习十分困难。文章通过运用朗朗上口的儿歌对中重度智障学生开展教学实践,采用扫清字词障碍,读出韵律;多媒体技术,感悟词义;多种练习,有效评价;诵读游戏,巩固记忆;创编儿歌,学以致用等策略,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儿歌的热情和语言表达的欲望,使学生能有感情,有方法的朗读、背诵、理解课文并迁移运用,切实提高了中重度智障学生儿歌诵读课堂教学的时效性,为智障学生的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经验。

“歌”、“谣”、“诵”小考

歌、谣的概念自出现以来便纷争不断,较为有影响且讨论最多的是"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之说。实际上,在"合乐徒歌"之区隔外,另有"雅歌俗谣"的说法,显示出歌谣在上古时期便有了雅俗之分,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古代采风行为和制度。此外,古代还有一种较少为人们所关注的文体称为"诵"。"诵"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均与歌、谣稍有不同,但又互为补充。只有将歌、谣、诵一并讨论,才能对古代歌谣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培养学生英语语感的有效途径

语感是语言学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综合运用语言的一种能力。在英语教学和英语的运用中,英语语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怎样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英语语感呢?笔者从朗读、背诵、听说、写作、学唱英文歌曲五个方面阐述了在英语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是如何培养学生的英语语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