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离异家庭父母教育责任伦理的缺失与重构

农村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关乎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当前,农村离异家庭中夫妻关系稳定性的丧失导致家庭教育呈现无人、无力、无序现象凸显,阻碍着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基于责任伦理视角剖析农村离异家庭父母教育责任困境,发现存在教育主体责任思维匮乏、教育责任伦理取向不明、教育责任的转嫁与缺位、责任伦理运行体系不畅等问题。据此,提出农村离异家庭中父母教育责任重塑路径:内部厚植责任观的培育,强化责任意识、明确责任内容、以契约达成有效协同;外部重塑完善法律制度与惩戒机制,协同多元教育主体以及加强家长教育培训。

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教育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个案调查

个体所处的时间空间、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个体的能动性与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个体发展的复杂影响路径。本研究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了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成长历程,研究发现:父母离异、父亲外出务工等生命事件导致离异家庭留守儿童母亲关爱缺失、父亲监管缺位,形成隔代监护人监管不力、“家庭-学校”教育链断裂、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变小的多重劣势。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经历了家庭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双重弱化,需要“优先帮扶”和“精准滴灌”式关爱。

离婚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父母冲突的重要作用

离婚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离婚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研究进行综述:(1)离婚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关系的研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变迁——从"严重影响说"到"有限影响说";(2)离婚影响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机制探讨:大量研究都证实父母冲突是比离婚本身对儿童青少年影响更大的一个因素,离婚前父母冲突会调节离婚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离婚后的父母冲突与父母共同养育会通过影响亲子关系和父母的教养行为进而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造成影响;(3)现有研究对实践工作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的启示。

离异家庭儿童发展性研究综述

随着世界各国离婚率的提高,离异家庭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文章着重介绍和分析了离异家庭儿童发展性研究的进展、离异家庭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的产生机制以及离异家庭儿童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最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

论单亲家庭子女人格的培养

单亲家庭是指子女只能跟随父母其中一方生活,另一方可能是亡故或因离异等原因而几乎完全放弃了对幼儿的监护和抚养义务的家庭。生活在这类家庭中的幼儿的处境较完整幸福家庭幼儿有很大差异,而且与问题家庭幼儿的处境也有所不同。从单亲家庭状况容易对子女人格的形成造成消极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并对单亲家庭与问题家庭教育子女的处境进行对比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操作性的策略,以便对单亲家庭子女进行良好人格的培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相信在家庭、学校、社会团结协作的教育合力之下,即便表面不完整的家庭也一定可以培养出性格完善、人格健全的孩子。

论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法律样态,大陆法系国家以亲权制度来调整这一法律关系,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监护制度来调整。虽然两大法系在立法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都是要解决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大法系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有效方式。

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学界研究的五个阶段

离婚率居高不下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与之相伴的离婚家庭子女的发展问题也日益引起各方关注。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离婚现象带动了理论界离婚研究的繁荣,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呈现为五个较为清晰的阶段:初始期、停滞期、反省期、繁荣期与脱节期。通过对五个发展阶段的梳理与分析,勾勒出美国学界在父母离婚对孩子影响这一问题上的研究轨迹与主要观点,从中找到值得我们借鉴的分析视角与研究路径。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下的亲权制度构建

随着法律观念与时代的进步,现代亲权主要是用来调整亲子关系的法律制度,在家事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亲权立法普遍以子女利益为本位,强调尊重子女的人格与自由,并给予未成年子女利益以最佳限度的保护。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处理未成年子女问题上普遍设立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并将其作为判定父母离婚后亲权归属或监护确定的最高准则。我国亲权立法尚未引入亲权概念,并不存在独立意义上的亲权制度,更没有确立"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我国民法典·亲属编的制定过程中,宜在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和"共同亲权原则"之下,采取亲权与监护制度并存的立法例,对亲权的主体、内容、行使及监督机制加以具体规定,同时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隔代探望权纠纷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保障父母与子女的合法权益。

离异单亲家庭子女心理健康现状调查与分析

采用“心理健康诊断测验”量表对离异单亲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完整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家庭结构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离异单亲家庭子女多存在着自卑自责、冷漠孤独、对人焦虑、冲动等心理问题。

美国离婚后的虚拟探望制度及其启示

虚拟探望作为探望权行使的一种方式,在美国为异地而居的离婚父母和子女广泛使用,作为离婚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非监护父、母与子女间现实探望的补充,在弥补现实探望被减少的缺憾、持续维持与增进子女与异地非监护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以及刺激非监护父、母支付抚养费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在离婚率日益攀升和人口流动性日渐增强的我国社会,基于虚拟探望在促进离婚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子情感利益上所具有的价值及功能,基于其实现的简易性和便利性,宜透过司法解释以例示方式规定,将其作为探望权行使的方式之一。

谈谈离异家庭子女的教育缺失

通过对离异家庭子女教育缺失具体现象的分析,认为父母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当、离异后家庭经济压力大等是教育缺失的主要原因,并从家庭内部因素出发提出父母应采取民主型的教育方式,共同解决家庭经济压力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

父母离异对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离异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给儿童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心理问题更突出。剖析儿童心理问题产生的因素,提出相应的干预对策解决离异家庭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能更好地获得知识技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本文就父母离异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综述。

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论离婚纠纷的调解

调解员在调解离婚纠纷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当事人无视自身与小孩的感情基础,争夺监护权、阻挠对方监护、其他家庭成员介入纠纷的调解等问题,调解员调解离婚应从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尊重离婚纠纷当事人的意愿出发,劝导双方当事人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理解双方的立场及处境,时刻提醒离婚当事人当好父母。

论子女对离异父母之损害赔偿请求权

夫妻离婚,法律赋予了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子女的利益同样受到了损害,法律却视而不见。有损害就应该有救济,子女的损害能够通过怎样的方式予以填补?本文就是在这样一种考虑下构想关于子女享受家庭生活权的建立以及基于此权利向离异父母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抚养的权利和抚养权

在我国目前缺失民法典、亲权和与离婚后抚养权有密切关系的监护制度体系建构的前提下,离婚后父母子女抚养关系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修正和立法。在广泛参考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在有亲权制度和监护制度框架下制定的离婚后抚养权的立法和制度模式的基础上,对我国婚姻法上抚养权概念的属种关系和层次关系、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抚养权利的法律地位、离婚后抚养权与直接抚养权的区别和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通过立法修正和重新认识达到完善立法和司法、更好地保护离婚后父母和子女权益之作用。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离婚自由的限制——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观念从传统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当代离婚自由主义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是现代婚姻的应有之义。虽然子女并非离婚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离婚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过分强调离婚自由降低了婚姻的可期待性,已经影响了婚姻传统的“家”功能。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亲权是儿童原则限制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国家、父母、儿童构建的新三方关系已经将儿童置于权利的主体地位。为了在家事案件中更好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立法应尽快整合相关概念,注重儿童主体身份构建,在法律上明确子女的独立人格地位,避免子女在此类事件中的工具性角色。司法应审慎解决离婚纠纷,采取有效方式解决夫妻矛盾。

父母离婚情形下未成年子女姓名变更管理探析

父母离婚后一方单方面变更其未成年子女的姓名,为了自身的利益,既未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也未妥善代理子女行使其姓名权,极易引发纠纷和矛盾。我国关于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通常适用不同的法律、有着不同的利益衡量,未成年人的姓名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立法者应着力完善未成年人姓名权的法律规范,户籍管理机关应加强对未成年子女姓名变更方面的管理,裁判者应该遵循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尊重子女意愿原则,对父母离异后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变更纠纷做出慎重的裁决。

离婚诉讼前(中)“藏匿孩子”背后的法律缺失以及对策研究

“抢夺、藏匿孩子”是指离婚诉讼期间,为争夺抚养权、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通过非暴力手段转移未成年子女并隐匿其踪迹的行为。《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修订)第24条首次将“抢夺、藏匿孩子”这类恶劣的社会现象通过立法确定,但此次修订亦有遗憾之处,《未成年人保护法》宜在下一步明确藏匿孩子行为的性质、补充预防措施、增设权利救济途径、建立惩处措施,才能更系统地保障未成年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