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比较研究--以监护人知情同意为视角

在数字时代,各类APP中的儿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这加剧了儿童“触网”的低龄化趋势,而儿童本身的同意能力具有局限性,因此,监护人知情同意就成为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主要进路。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儿童的隐私自决权保护,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儿童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立法的基石,中美两国尤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核心规则。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适用中,可细分为儿童身份识别、监护人知情、监护人同意、隐私政策执行这四个实质性环节。通过对中美两国儿童常用APP的考察,审视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实践过程,有助于分析我国的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APP儿童隐私政策中的不足与成因。“识别”环节的失灵、“知情”环节的受阻、“同意”环节的失效和“执行”环节的不透明等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不力的困境。相对而言,美国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在诸多方面可资借鉴。立足于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求,谨慎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妥适调整我国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各环节,可以有效提高该规则在儿童网络隐私保护领域的适用性。因此,拟建议设定“儿童身份识别”的法定义务、细化“显著清晰告知”的法定义务、实行“选择进入”模式的同意机制以及健全隐私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等具体举措,以实现全周期贯彻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的中国路径。

患者知情同意权代理

知情同意权代理系对无同意能力之患者实现知情同意权之重要保障。我国立法及实践中知情同意权代理存在代理情形不明、判定标准过粗、代理主体不统一、代理原则无规定、代理权限制不足、保护性医疗代理适用规定过粗等问题。参考发达国家在该理论上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引用识别能力作为患者的同意能力的判定标准,统一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代理主体为近亲属及关系人,限制保护性医疗代理的方法等6个设想加以完善。

论医疗同意权的行使主体

医疗同意权的主体必须具有同意能力,同意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对患者医疗同意权的代行,只有在符合被监护人最大利益时方为有效。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成年精神病患者及未成年患者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具有同意能力。判断能力丧失的成年患者虽有民事行为能力但无同意能力。无同意能力之未成年患者的医疗同意权原则上应由其父母共同行使。

患者近亲属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法定情形

患者近亲属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法定情形是《民法典》第1291条第1款后段规定的患者无同意能力、保护性治疗两种。当患者不拥有理解、分析、决定能力时,不赋予其同意的资格,而由其利益维护者近亲属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不能向患者说明”就是指患者无同意能力。患者患有重大疾病等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对患者保密,患者无法知悉治疗的相关信息而不能行使知情同意权,此时也由近亲属代为行使;“不宜向患者说明”就是指保护性治疗。由于不存在法律漏洞、不具有相似性、与判决的其他理由相矛盾,有的法院创设的“类推适用保护性治疗”并不妥当,不应当是患者近亲属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法定情形。不论是基于解释论的视角,还是基于立法论的视角,有的法院创设的“在医院一直护理”不应当是患者近亲属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的法定情形。

临床试验中儿童知情同意的自主权利

儿童自主权利的立法理念正在普及化,儿童生命自主权利的确立体现现代社会对人类个体生命尊严与价值无条件维护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场。然而,践行儿童知情同意的自主原则却是一大难题。一是知情同意的自主原则本身受到质疑和批判;二是儿童只具备潜在的理性判断能力,尚未发展完善;三是儿童和其家庭之间的权属关系在现代语境下需要厘清和限定。因此有必要强调一种“共同体参与”的新型知情模式介入,通过“第三方共同体”,既限制传统的家长主义,又真正贯彻儿童作为个体生命所享有的自主权利,切实保护儿童的权益。

医事法学视野下患者同意能力的判断

同意能力是知情同意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患者行使自主决定权的必备前提条件。在医事法学视野下展开研究,对目前理论和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把客观定型化的年龄界限与量化评定工具相结合,共同构成我国患者同意能力的判断标准。为该领域研究提供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知情同意理论体系。

知情同意中儿童自主权利问题的哲学考察

通过厘清近现代经典哲学理论中有关“儿童生命自主权”的论述,指出“儿童权利”概念和“儿童自主”概念并不对等和重合:前者在理论上得到确立,后者在实际情境中要求被限制。在知情同意的实践活动中,儿童自主权利问题始终绕不开父母权力及其责任问题。不论是“儿童自主权利”还是“父母权力”都有各自的内生性结构缺陷,因而需要引入“归予性自主”以及“共同体参与”概念作为理论支撑,并且在实践中应充分重视伦理委员会的主动承担职能作为对儿童自主受限性问题的必要现实补充。

个人信息处理中“儿童同意”的年龄标准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划定“儿童同意”的年龄界限,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判断儿童作出同意是否有效的客观标准。“儿童同意”年龄的本质仍在于儿童的同意能力,此种能力受到传统民法中行为能力理论的影响,又因“同意能力”与“行为能力”在理论上的分离而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进而促生了具有差异性的“儿童同意”年龄标准。为了设定一个合理的年龄界点,有必要对本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的正当性基础作出解释。同时,尽管“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统一化符合法律的实践要求,但也存在难以应对儿童个体的现实差异、不利于儿童自主决定权行使和交易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等局限性。我国在统一设定“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的前提下,仍需要提供一定例外性规范增强其现实适应力。

美国的患儿同意及借鉴意义

准确地评定患儿的同意能力,保障患儿的同意权得以有效行使,有利于尊重患儿的人格尊严,促进患儿身心健康。从患儿同意能力和同意权的角度出发,简要回顾了美国患儿同意产生的背景,介绍了美国患儿同意的现状,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评价,希望对促进我国患儿同意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企业责任

儿童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好奇心强以及消费行为活跃等原因,成为网络环境下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要对象之一,这往往导致其隐私权等权利面临更为复杂的受侵害的风险。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自律规则中都规定了企业尊重和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人权责任,但是当前企业运营各环节的实践活动却缺乏符合儿童特殊需要的、覆盖所有儿童主体和整个信息生命周期的系统性规则,不仅忽视了儿童群体因年龄、性别等方面的能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保护,也忽略了监护权与儿童独立隐私权、保护与促进参与发展的平衡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儿童在网络环境下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应促使企业在保护儿童的网络隐私权方面,针对他们特殊的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儿童的隐私保障政策、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充分开展儿童网络隐私权的影响评估,为儿童网络隐私权提供技术和网络素养的赋权,促进其更好地利用网络技术,全面实现发展目标。

儿童行使医疗决定权利的困境与思考

儿童是否能够自行行使医疗决定权一直是法学界和伦理学界广为争议的话题,也是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对此,结合儿童医疗决定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与生命健康权冲突、知情同意权制度保障不足以及法定监护人行使儿童医疗决定权可能无法符合患儿最佳利益等,从儿童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和医疗决定能力评估以及对儿童知情同意和医疗决定能力角度的思考三个方面探讨了儿童行使医疗决定权的困境与可行性,指出应充分赋予有能力进行自我决定儿童合法的医疗决定权,以保障其获得医学临床上的最佳利益。

儿童数据权益保护:同意主义之检视

进入网络时代,儿童数据滥用和泄露现象屡见不鲜,保护儿童数据安全已成为各国共识。基于儿童的特殊性、数据的风险性和法理的正当性,同意主义自然成为儿童数据保护的核心机制。但是,现实中由于监护人的过度介入和决策的非理性特征、具体操作实践过于简化或者过于复杂、实现成本较高、网络经营者的规避等原因,同意主义面临着虚化和失效的困境。对此,要通过区分数据风险和儿童年龄以差异化监护人同意、提高监护人的网络素养、明确同意认证方式、区分儿童和成年人网站、建立利害关系人合作机制以对同意主义进行修正,使其能够实际落地。除此之外,还应采取完善撤回同意规则、保障儿童删除权和请求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对同意主义造成的后果进行法律救济,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数据权益。

论美国法上死后生殖孩子的利益保护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死后生殖孩子的出现给遗产法带来了挑战,美国现有的司法和立法回应出现了不一致的解决方案。借鉴美国在调整死后生殖孩子利益保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在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的基础上,我国可设置相应的法律制度规范死后生殖行为,并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赋予死后生殖孩子以继承权,从而实现儿童的最佳利益、遗产的有序管理和现有继承人的权利保障三方面的平衡。

论紧急情况下“不能取得患者意见”的主观解释

当患者处于生命垂危等紧急情况时,其真实意愿常常被淹没在自身非理性表达和近亲属及医疗机构的意见中,这种现象源于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对有效患者意见的范围的规定过于单一和不明确。为了更好地保护符合患者本人价值序列的最佳利益,紧急情况下“不能取得患者意见”的理解不应停留在客观解释层面,应当作出更能体现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主体地位的主观解释,并在司法解释中成文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