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生涯规划指导能否提升学生新高考选科匹配度——基于对北京市学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生高考选科匹配度关系到学生的高等教育获得,也关系到高校和院系的发展。通过对北京市新高考选科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和学生问卷调查采集的数据,分析生涯规划指导对学生高考选科匹配度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生涯规划指导显著正向影响学生高考选科认知;高考选科认知显著正向影响高考选科匹配度;高考选科认知在生涯规划指导和高考选科匹配度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父母教养方式在生涯规划指导和高考选科认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家庭居住地不具调节作用。据此,需以提升学生高考选科认知水平为目的,大力提升生涯规划指导的成效;重视学校软资源建设,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倡导父母采取合理的教养方式,尤其需要重视对非城区家长的引导和帮助。

“一新两大类”背景下大学化学课程分层次教学改革研究

大学化学课程是重庆大学新生的第一门化学学科素养基础课程。在新高考、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的背景下,课程教学团队根据学生化学基础参差不齐及化学知识学习需求多样化的现状,实施分层次教学,对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为学生搭建多层次信息化学习平台,形成了多元、自主、开放的教学环境,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技能型高考”背景下不同生源培养方式差异性研究——以成都师范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为例

在“学术性高考”与“技能型高考”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中,如何优化应用型本科专业的教育模式以满足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成都师范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为案例,探讨两种不同高考模式下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习惯差异,提出相应的教育改革策略。研究发现,参加“技能型高考”和“学术性高考”学生,存在显著的知识基础和学习习惯差异。为应对这一现状,本文建议实施包括专业探索期、专业核心期以及专业抉择期在内的阶段性教学策略,并强调了本科生导师制度的重要性。本研究不仅为成都师范学院提供了具体的教育改革建议,也为其他院校在类似背景下的教育模式改革提供了参考和启示。通过这些改革,旨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以及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课程思政背景下冷水江市地理研学旅行课程开发探究

地理学是在研究地球表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作为地理学科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同时也是素养本位的新高考改革重要考察方向之一,地理实践力的培养是教学任务设计的关键指向.研学旅行涉及情景创设、问题提出、模型构建、数据处理、解释建构等诸多环节,重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参与,是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以湖南省冷水江市为例,挖掘研学旅行中的思政元素,探讨地理研学旅行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合路径,从而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行知合一”的地理实践力建构.

考生“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机制及其跨越——基于“3+1+2”新高考考生选科实践的分析

通过对“3+1+2”新高考考生选科实践的分析,探讨其“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机制,发现考生“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并非线性的“从无到有”,而是根植于其前置先见,并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受到情景激发——即由学业期望、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构成的前置先见是考生“文理区隔”倾向形成的合理性来源,社会需求、学校引导和他人影响等情景因素进一步激发了前者的指导作用。此外,新高考赋予考生相对自由的选科权利,使部分考生萌发跨越“文理区隔”的力量,凭借成就累积、学业感受交织的主体参与悬置了前置先见,亦弱化了情景因素的影响。研究认为,“文理区隔”倾向的形成具有普遍性,而考生跨越该倾向束缚的方法却具有异质性。完善高考制度设计的同时,应以考生的主体参与为重点关照,协同发力。

新高考下的高中信息技术教学策略——项目式教学

随着新高考政策的实施,高中信息技术教育革新变得尤为关键,并且这一变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教师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以项目为基础的任务驱动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模式,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技能,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文中融合了日常教学中的观察及对相关文献的理解,总结了目前的教学情况,突出了项目式教学方法在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中的效益,并讨论了该教学模式的应用原则与实施策略。

新高考的现实困境、理性遵循与策略选择

从浙江、上海两地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高校招生部门管理者、高中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学生四类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新一轮高考改革在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关于增加应试负担、功利化选科、公平性质疑以及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新一轮高考改革在遵循教育规律,因地制宜,稳妥推进的同时,应在充分认识高考公平的复杂性、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科学决策的系统性的基础上,改进考试技术,促进教考联动、中高衔接,注重高考改革政策的持续性和发展性,在国家主导的宏观管理体制下,吸纳多方利益群体实质参与科学决策与政策执行。

新高考下考生优势科目与专业志愿填报的关联性分析

为分析高考生优势科目对高考志愿填报专业选择的影响,以2017年浙江省新高考考生高考成绩信息为志愿填报数据作为分析样本。分析发现:(1)考生专业志愿填报与高考优势科目关联紧密,考生选其所长的倾向明显;(2)考生成绩水平、性别对优势科目与志愿填报关联性的影响明显。据此,建议高中学校在选考科目选择前开展考生优势科目评估,高校在录取、教学、转专业等环节充分考虑高中优势科目因素。

分类高考背景下家庭高等教育选择的差异及启示

分类高考背景下,家庭高等教育选择总体上是理性的,他们会从感知上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家庭对收益的感知与判断,主导着选择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经济社会背景不同、地域不同的家庭,其高等教育选择有显著的差异。应当引导家庭实现由"考分所主导的被动选择"向"感知成本收益所主导的主动选择"转变,创造条件帮助家庭在感知上对成本与收益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为家庭选择合适的高等教育类型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政府在推行分类高考制度时要密切关注家庭选择的差异,从政策和制度上体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高中生新高考科目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NVivo的质性分析

采用访谈调查,以浙江省110名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探查其在新高考科目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影响因素。数据处理先采用NVivo11.0软件,根据质性分析的三级编码,将科目选择的影响因素归为4个核心类属:学科基础、学科态度、发展需求和其他因素。然后利用SPSS24.0卡方检验核心类属上的人次差异,结果发现:学科基础是影响科目选择的首要因素,兴趣态度是次要因素,教师、同伴竞争、教学管理等其他因素对科目选择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生活、学习等发展需求最不受学生关注;学生在4个类属上的人次分布不受学校的教学水平层次、年级、性别等变量的影响,但和考试类型有一定的关系,对选考生而言,除了学科基础之外,学科态度也是决定其科目选择的重要因素。

阶层壁垒与信息鸿沟:新高考改革背景之下的升学信息支持

为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缓减高考的过度应试压力,新高考改革突出了升学选择的多元性和选择性,但其复杂的制度设计也导致信息占用成为新的升学竞争点,从而影响不同阶层学生的教育获得。基于新高考试点地区的调查,从家庭、市场、学校三个视角,实证考察升学信息支持的多元路径及其对不同阶层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高考制度之下,家庭社会经济属性依然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而升学信息支持则进一步扩大了阶层差距;新高考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升学参与趋于失效;新高考制度设计的复杂性催生了市场化升学咨询产业的扩大,其效用更为显著地转化为优势阶层的高考分数增量;值得欣慰的是,高中所提供的升学指导和生涯教育能够发挥充足的补偿效应,避免弱势群体在升学竞争中陷入信息不完全的困境,缩小教育获得中的阶层差距。

分类高考:考生选择行为实证分析

分类高考中,考生的选择行为总体上是理性的,选择时首先会从感知上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在考生的不同选择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考生及其家庭对未来收益的感知与判断;考生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所在地不同,其选择有显著差异。所以政府和社会应当为考生及其家庭对"成本—收益"的感知与判断提供帮助,以引导他们摆脱考分的强势制约,向"感知成本—收益"所主导的选择方式转轨,为考生的高等教育选择提供服务。在推行分类高考制度时,要密切关注和回应考生选择的差异,从政策和制度上体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能力评估档案:美国高中学生评价体系的实践创新

能力评估档案是美国近百所顶尖私立高中联盟联合开发、研制并于2017年正式实施的全新高中学生评价体系。该体系通过动态的、持续追踪的电子档案的形式全面评估学生8个层面的能力,从而为全面了解学生高中阶段能力的学习、发展以及大学入学提供证据。能力评估档案评价方式的诞生被认为是美国教育界"反高考"的尝试,其以没有分数和等级评价为重要特征,标志着以标准化考试评价人才教育模式的终结,以能力评估、录取人才时代的开启。研究最新的评估体系可以为我国高中学生评价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化学试题研究——以2019年高考化学试题为例

构建高考评价体系,有利于促进高中新课程与新高考改革的顺利实施。根据高考化学评价体系模型,2019年高考化学6套试题在考查情境上主要聚焦于生活实践、学术探索,强调在真实情境中培育学生的学科素养;在考查内容上侧重于核心主干知识的覆盖,强调在知识的融会贯通中培育学生的关键能力;在考查要求上则兼顾基础性和创新性,强调在知识的迁移应用中体味学科的核心价值。基于以上特征得出3点教学启示:关注真实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体验中感悟核心素养的落地;积极践行项目化学习,让学生在深度学习中提升学科关键能力;努力挖掘多视角分析问题,让学生在高阶思维培育中内化核心价值。

香港高考校本评核的运用及启示

校本评核是指在学校进行,由同一学校任课的教师评核学生在指定项目中的表现,并将评核成绩纳入高考成绩。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对校本评核的分数比重、评审方法、评分准则、评审范围等做出明确规定,教师在评审过程中也有据可循。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还采取措施保证校本评核的公平、公正。香港高考校本评核的成功运用对大陆高考改革有借鉴意义。

我国城市流动儿童初中后教育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流动儿童在城市继续接受高中教育,是当前教育改革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流动儿童初中后教育意愿对流动儿童初中后教育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采用福特基金"中国城市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供给保障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北京的调研和访谈资料,结合计量模型和个案分析,结果发现非独生子女和兄弟姐妹个数增加对流动儿童继续选择读书有负面影响,其中女童受到的负面影响更显著。在无证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选择回家继续读书和工作的概率,大于有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教育部门应建立对流动女童的教育资助,改善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条件;各级政府应该协调配合,提高流动儿童高中入学率;各地政府应当立足各地的实际,在探索中逐步推进流动儿童异地高考改革。

循证实践框架下对高考改革的思考

从历年有关高考改革的文献统计发现,关于高考改革研究,定性研究相对于定量研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为了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推动高考改革的研究,同时为了在高考改革过程中避免设计带有选择性、不系统性、政治性和非理性,平衡多方矛盾,可以尝试在高考改革的研究中引入由循证医学带来的循证实践框架: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解读将循证实践应用于高考改革的必要性;从研究者、实践者、服务对象、管理者角度介绍循证实践如何在高考改革中平衡多方矛盾;结合高考改革本身的定位,从循证平台建设和作为高等教育培养主体的高校两个方面提出循证实践运用于高考改革的建议。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高考志愿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高考作为我国高校进行新生选拔的考试制度,一直以来都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与热点问题。学生高考志愿选择行为是否得当,对于其是否能够被高校成功录取、是否能够进入自己理想大学以及选择一个理想的专业来说至关重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高考志愿选择行为的一个关键因素。文章以新疆地区1007名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高考志愿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高考志愿选择行为存在显著影响;(2)学生高考志愿选择行为在家庭居住地和是否单亲家庭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的高考志愿选择行为的自我认识就越明确;(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对高考志愿选择行为的政策信息越了解;(5)父亲的职业处于优势层的学生在志愿填报中对直接关注因素的关注程度越高,家庭经济收入和父亲学历处于低层次的学生对高考志愿的直接关注因素更加重视。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均衡各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资源,保证各阶级家庭的学生拥有更加公平的教育信息共享资源。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新高考科目选择的制度分析

新高考制度下的科目选择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选科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高中学校和学生是4个主要行动者。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基于行动者在制度过程中所处的身份或地位,分析行动者的价值倾向与偏好、信息、控制力、成本与效益、可选择行为等行动情景因素,分析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选科制度下各行动者为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了理性行动,而个体理性行为的集合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结果,非理性结果则促使选科制度的调整与改进。从效率性、公平性、问责制和适应性方面对新高考选科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建立协同治理平台等建议,以为完善新高考选科制度提供参考。

大类招生遇上新高考——一流大学本科生学业适应性分析

学业适应是本科新生步入大学后的必经阶段,而新高考改革和大类招生模式对新生首选专业满意度的可能改变及其对大学学业适应性的影响亟待研究。在新高考与大类招生的双重影响下,一流大学本科生学业适应整体良好,新高考本科生与非新高考本科生的大学学业适应与首选专业满意度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然而较多理工农医类的本科生存在学业适应不良与首选专业满意度较低的情况。大类招生模式下首选专业满意度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在首选专业满意度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一流大学应当完善专业选择机制,增加本科生对专业的了解程度,提高本科生首选专业满意度,并引导其树立学习目标与形成良好的学习策略,使本科新生顺利度过适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