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春秋笔法”的罪郑叙事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十岁的宜臼被申侯等拥立为王,即周平王,都洛阳,东周开始。而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的标志则是起自郑庄公的无君无亲。郑伯用阴谋将弟弟共叔段逼到绝境,将母亲困在城颖,揭露了他的无亲;郑庄公视周为敌国,由周郑交质到反目成仇,繻葛之战,射王中肩,从此周天子尊严扫地,鞭笞了这位枭雄的无君。《春秋左传》从隐公元年写起,不仅仅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更是一种“罪郑”的叙事意图,即把郑庄公看成是“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左传》细致地记载了他多次违背周礼的行为,甚至记载了他几个儿子的争权,郑国从此衰落,这是郑庄公种下的恶果。《左传》这样写是对他违礼的谴责。仔细研读这一部分的叙事,可以更好地理解《春秋》笔法。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春秋左传》杜注孔疏异义辨举隅

杜预注、孔颖达疏是《春秋左传》最重要的注疏,一般认为“疏不破注”,孔疏总是维护杜注。但这只是表象,仔细推敲,注疏之间亦有异义,故撰此短札以作辨析。《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杜注:“叔孙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为逆。”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引金文辯誤三則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是當代研究《左傳》的扛鼎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相對其他注釋《左傳》著作的特色是大量地使用金文材料。然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楊注”在使用金文上還存在不少疏誤。文章擇其引金文疏誤之處三則進行勘誤與考證,以期有助於更好發揮《春秋左傳注》的學術價值。

从《左传》涉玉事例管窥春秋时期的交往文化及其心理

《左传》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涉玉事例,可划分为礼器与财贿两大类,礼器用于赠礼、明器、祭祀与盟誓等礼仪行为,财贿以贿赂、劫掠、赏赐等世俗交往为主。涉玉事例存在双向交往与单向交往两种交往模式,并遵循一定的价值理念。通过举证分析将春秋时人的交往心理归纳为注重功利性与效用性、追求物质享受与财富积累以及礼乐变更中的矛盾心理等方面。

春秋战国反霸权外交比较研究

春秋时期,郑国的反霸权外交体现在灵活周旋于大国之间的“秋千外交”以及子产执政时期相对强硬的外交。鲁国发挥礼乐优势,形成以王命、以礼反霸权外交模式。宋国通过强硬对抗大国反霸权外交并发起两次弭兵之会。战国时期,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以合纵伐秦,以弱国合纵的方式反霸权外交;面对秦国恃强凌弱,赵国外交家蔺相如不卑不亢,在“完璧归赵”与渑池会盟中展现了弱国保持气节的反霸权外交。战国反霸权外交继承了春秋反霸权外交中不畏强权、维护国家利益与尊严的精神,更为显著的是创新与区别,反霸权外交策略由以礼义为主变为以利益为主,在反霸权外交辞令上由行人赋诗到策士寓言,言辞由委婉变为雄辩。

从《左传》探究时代背景下礼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春秋》以其独特的“春秋笔法”将褒贬寓于文笔之中,而《左传》更是沿着《春秋》的道路,将这一特色继续发扬。礼法作为《左传》中贯穿始终的评判标准之一,更是书中人物、国家行事的重要准则。《左传》通过简练的文笔将延续在历史长河中的礼法及其在时代影响下而产生的变化直观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浓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之变。

《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

在《春秋》、《左传》中，狄是从僖公33年分为长狄、赤狄、白狄、鲜虞等不同称呼的，这是这些分支强大的标志、狄与中原的战争开始是伐邢、卫、鲁、齐、晋等各国，其后主要是晋对狄的战争，分为灭赤狄、战白狄和伐鲜虞、中山（鲜虞人在春秋后期建立的国家）三个阶段。书中记载的狄人活动范围由他们征伐的中原各国变成了狄的本土，长狄和赤狄在长治附近，白狄在陕西和山西的黄河两岸，鲜虞在石家庄至保定一线。"戎狄"这一称谓往往是在议论这群人的特征时用的，在记叙他们与诸夏各国的战事时，"戎""狄"分界清晰，所以"戎狄"与"狄"是泛指和特指之别。狄人过着粗放农业的定居生活，而非游牧。他们在装束和价值观方面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并可得到考古上的证实。本文以同时代的第一手史料和全面的梳理为基础来阐述这一问题。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

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一部对研读《左传》很有价值的训诂学著作，本文就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商榷，以就正于方家。

春秋军事术数考述——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是中国古代军事术数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祭祷、卜筮、天文气象占、梦占、诸杂占和祓禳、诅咒等术数被普遍地运用于军事中，使春秋战争表现出浓厚的术数性，并对其进程及结果常常产生深刻的影响。

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

本文根据《左传》的记载考察了春秋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干涉,指出维护宗法制度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发动干涉的目的;国际社会能逐渐提高对崛起国所发动干涉的认同度,因此干涉不仅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国际责任。论文还分析了实力对比、干涉手段与干涉结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春秋时期频发的干涉行为对邦国关系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并提出了考察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

先秦时期女性命名取字的方式与男性不同，一是女性的名讳必须带上自己的姓，二是女性的名、字之间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先秦女性的名、字、号由母家国名、夫家国名、母家姓、母家氏、夫家氏、排行、夫谥、自谥等八种材料组成，能反映出籍贯、家庭背景、血缘关系、婚姻状况、德行善恶，如同一个个履历标签，具有标识身份的功用。作为血缘集团标志的姓是女性名讳中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因此，女性名讳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识血缘、别婚姻的特殊社会功能，能满足周人禁止同姓内婚的社会要求。此外，周代女性的字、号往往带上夫谥和夫氏。

《左传》占梦、占星预言与春秋社会

本文对《左传》所载春秋时人的占梦、占星活动进行了剖析。占梦、占星是春秋时期流行于社会上层的重要的预测方式，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这些神秘的预测，尽管不具有科学性，却反映了时人对梦的认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反映了时人认识世界、把握人生的一种水平。一些有识之士对占梦、占星预测表示怀疑、否定，并且进行有效地抵制，表明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评杜预《春秋左传序》的“三体五例”问题

“三体五例”问题是《左传》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牵涉到对《左传》中解经文字怎样理解。当代青年读《左传》往往被其迷惑。古今学人虽然对《左传》义例多有批评 ,但又缺乏系统论述。本文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指出所谓“三体”,既不出自周公 ,也不出自孔子 ,而是《左传》作者所总结的《春秋》书法原则。至于“五例”,本为汉代左氏学者赞美《春秋》的文字 ,后被窜入到《左传》原文中。依“三体五例”去解《春秋》大义 。

《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

《左传》是一部以男权文化为核心的春秋信史,但人类社会的两性格局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观念却使女性与婚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面对社会变革中的礼法规定与自身不可磨灭的人性诉求,《左传》婚恋中的女性有着"守礼"与"非礼"的双重表现,某些非礼性关系甚至引发了重大的家国之乱。《左传》婚恋叙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考察春秋文化从"天命"转向"人道"的精神轨迹。

《春秋左传》中“所以”和“是以”试析

由于句子类型的转变及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共同作用而最终导致“所以”从词组向因果连词的过渡；同时在《春秋左传》中并非所有的“是以”都是介宾结构“以是”的倒文，连词“是以”在《春秋左传》中已以固定词组表示一种新的意义，逐渐与位置的前置没有词序上的联系。

清华简《系年》相关春秋霸政史三考——兼说《左传》“艳而富”

清华简《系年》的相关材料可补传统史学对郑庄小霸及齐桓晋文霸业的论述。郑国小霸局面始自郑武公,武公挟周众征东方诸侯,灭虢、郐,建霸权。文献所记"武公之略"是武公霸权所及而非郑境,郑庄小霸仅是武公霸权的遗绪。齐桓并无戍卫之举,而是在卫戴公卒后扶植亲己的卫公子继位。所扶植的卫文公并无英明才干,《左传》所记多有谀辞。晋国召戎人开发南境,戎人成为晋的一支生力军,《系年》记城濮之战晋方有群戎参加,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受儒家尊王攘夷观念影响以及为贤者讳的书法原则,《春秋》、《左传》对齐晋霸业的叙述进行改造,一定程度上失之于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