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中世纪权力要素剖析

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从权力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可以发现,中世纪王权在权力政治发展中的演变历程正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积累过程。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国家原则对封建原则的消解;二是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在这两方面作用的互动过程中,王权在国家原则的制约下巩固与发展起来,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决定性的历史条件。

西欧中世纪大学与经济形态的关系探究

最早的大学是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得到普遍传播和扩展、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识读和理解大学,离不开对大学与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社会关系的考察。大学与经济的联系是大学社会关系的的基本组成部分,大学组织属性与社会经济形态紧密相关。中世纪时代农业经济支持了市场和城镇的发展,封建商品经济占主导作用的城市环境孕育和产生了大学,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是大学发展的催化剂。西欧中世纪大学与经济形态的历史具体表现为大学与教会、大学与世俗政权、大学与自由民之间的关系状况。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正是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 ,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 ,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 ,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 ,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中世纪西欧政教之争原因简论

11—13世纪,西欧的政权与罗马教会之间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两次争斗,罗马帝国的传统将世俗君主与罗马教会结合在一起,双方互为依存,政权对教会采取扶植与控制并用的策略。后罗马教会自10世纪改革后实力增强,教权至上理论与皇权至上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二者的关系由合作到剧烈冲突。11世纪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13世纪的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斗争说明了双方在利益上的巨大冲突,这对欧洲政教关系的特点与政治格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主权让渡视域下教育行政权让渡的哲学审视

教育行政权是国家管理教育事务的日常性权利,是国家教育主权之一,在学校教育中它包括学校设置权、教师聘任权、招生权、学业评定权、课程设置权和教材编写权。其中学校设置权是核心权利,不可让渡,其余是非核心权利,可以适时适度地让渡。但其让渡应经得起民族心理、法律制度、让渡层次、文化保护和利益划分的价值审视,以防教育的异化和价值的迷失。

简论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教俗之争

教俗之争是一条贯穿于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红线。层层分封的封建关系造成了世俗政权的严重分裂和闭塞状态,然而以罗马教廷为中枢的天主教会却始终想要建立一统天下的基督王国。教权与王权冲突的实质就在于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根据,由此产生了中世纪不可颠覆的"君权神授"理论。从加洛林王朝创建之初,羽翼未丰的罗马教会就在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借重中积蓄实力,经过数百年的激烈博弈,到13世纪下半叶,罗马教会已经无可置疑地确立起对西欧封建王权的优势地位,形成了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

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异同

"天命观"是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历代帝王论证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根据。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作为中国历史上曾入主中原并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的杰出领袖,他们的"天命观"不仅是其开基创业时的重要理论依据,而且对其后所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的政治统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他们"天命观"思想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蒙古族最终何以被驱回大漠,而满族何以最终与华夏民族融为一体的深层思想渊源。

论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

明末清初天主教未能根植于中国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外在因素主要有天主教传教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身弱点影响和当时罗马教廷对耶稣会的解散削弱了在华传教势力；其内在动力因素有罗马教廷教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冲突和天主教与正统儒、佛、道思想的相悖，以及东西文化意识的差异。

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兴起背后的三方博弈

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自19世纪后半期经历漫长酝酿与基础建设过程,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渐趋繁盛,在20世纪30-40年代蔚为大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民间与教会从各自迥异的诉求出发,无意中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女子高等教育向前发展。同时,三方又要在尽可能达到自身目的的前提下与其他力量保持动态制衡关系,其间不免互相渗透、被动认可与部分妥协,由此,三方便在瞬息万变的历史迷局中展开一场激烈的博弈,其中透露出的问题值得反思。

托马斯·阿奎那论宗教与政治

作为神学家和西方教会的代言人,阿奎那深入讨论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包括如何协调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如何对待异教徒、如何对待叛教者等。针对不同情况,他的政策也不相同,但其目的只有一个:在保持基督教国家内部稳定的前提下,打击异教力量和异端分子,维护和加强教会的势力。

从网络交换视角看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巴彻斯特大教堂》中的权力纷争(英文)

在英国小说发展史的黄金时期,安东尼.特罗洛普可以说是与狄更斯并驾齐驱的一位小说家。特罗洛普创作的巴赛特小说系列中的《巴彻斯特大教堂》以其对牧师职业生涯和人物间的权力纷争的逼真再现而著名。本文从网络交换视角剖析了该小说中所描绘的权力纷争,并着重分析了教士集团的等级结构对于身处于该等级中的个人的影响。本文运用网络交换理论的重要概念"结构性权力"、"顺从机制"和"交换寻求分析"探讨了巴彻斯特教区教士集团等级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网络交换理论这一视角,可以帮助读者窥探到该小说所反映的权力关系的奥秘,进而帮助读者重新审视小说中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

论19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动

在19世纪末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下,鲁西南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大刀会势力在乡土社会的崛起;教会势力在乡土社会的确立。但大刀会在乡土社会中的崛起还只是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内在变化的一种形式而已,仍没有超出传统社会地方权力结构变动的范围。而以强权和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的外来教会势力的入侵才彻底打破了整个鲁西南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

主权让渡视野下教育行政权让渡的理论探索——基于我国外资教育机构设立的思考

教育行政权是国家管理教育事务的日常性权利,在学校教育中它包括学校设置权、教师聘任权、招生权、学业评定权、课程设置权和教材编写权,其中学校设置权是核心权利,不可让渡,其余权利是非核心权利,可以适时适度地让渡,但其让渡应经得起民族心理、法律制度、让渡层次、文化保护和利益划分的逐一审视。

当前我国的宗教政策现状及其法治化探讨

我国对宗教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至于宗教消亡论的论述已经被历史所否定,毋庸置疑,宗教仍然会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宗教在国内的迅速发展,宗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宗教政策的制定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而西方法治化宗教的成功经验则为我们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礼"为核心辅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宗教的特殊性,因此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信仰也必须基于此才能够实现。

建筑形象与权威表现——中世纪教堂与皇宫视角下的社会性建筑

凡在本质上抽象的东西,只有具体表现出来,才能够遗留下来。建筑与权威就是在这里被串联起来。风格上的统一性和庄重性,效用上的公众性和权威性,这是一个社会性建筑最重要的两点。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与文化的同构对应性使得它成为阐述时代总体特征的最有力的实证。用最具表现力的社会性建筑固化权威展示统治理念在政治社会学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哥特式建筑取代罗马式建筑不是偶然,是教会意识形态在建筑风格上作出的选择。

论晚清天主教会在还堂案中的经济掠夺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天主教会依靠法国的支持,借口"还堂",强行索要原址,攫取行宫等重要场所,在换地之际勒索,甚至凭空讹诈,给官绅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其更加仇恨教会和列强。鉴于清前期没收教产合乎情理,教会要求"还堂"违反国际法,因此,还堂案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合理"行为,而是强权威逼下的经济掠夺。

中世纪的王权与教权

公元5—15世纪是西欧的封建社会时期，这一千年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中世纪西欧的王权和教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中世纪西欧历史重要的内容。这一时期，西欧世俗王权与教会是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二者时而勾结合作，时而冲突。封建社会确立初期，教会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权。自10世纪开始，教会实力不断增强，教皇开始与世俗君主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的斗争。13世纪教权达到顶峰。中世纪后期，教权在与强大起来的英法王权斗争中失败，教权最终从属于王权。

欧洲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考察——以法国和英国为例

自11世纪欧洲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者行会)以后,这种学术机构与政府、教会之间就一直存在着自治与控制、学术自由与思想钳制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不同国家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的变迁都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特色,以集权制的法国和分权制的英国为例,梳理了两国的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发展特点,对于当今我国建立新型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迷失的男孩》:空间视域下“神的事工”的创伤叙事

《迷失的男孩》讲述了作者布伦特·杰夫斯及其哥哥克莱恩、布兰登和达夫等人在美国摩门教原教旨主义教会管控下的多舛命运。权力不仅充斥于以沃伦·杰夫斯为首的教会空间和社区空间,而且还渗透到信徒的家庭空间,实现对其管理和惩戒。孩子们在一夫多妻制的父权家庭中,缺失父母之爱而成为弃儿;在摩门教基要派社区和非摩门教社区里被疏离和边缘化,失去人生目标而成为“他者”;在虚妄伪善的教会的规训下,对宗教信仰深感迷茫。小说揭示了教会以“神的事工”的名义对孩子们进行权力操控,造成其身心创伤,包括家庭创伤、社会创伤和宗教创伤,使其在生存空间中举步维艰。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的东正教因素

俄罗斯在叙利亚乱局中的表现,近期再次成为国际热点。自2011年介入不断升级的叙利亚危机以来,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主导叙政治进程的主要外部力量。在俄罗斯此次应对叙利亚危机的外交中,东正教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帝国时期,俄国就持续介入叙利亚事务。俄罗斯与叙利亚自古以来的东正教文化交往,影响着沙俄对安提阿教会和叙利亚东正教徒的情感,成为沙俄加入中东大国角逐的突破口。此次介入叙利亚危机,是历史的延续。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的公开发言、其附属机构在国际组织对叙基督徒问题的宣传以及提供人道援助,起到了公共外交的效果,一定程度上使俄罗斯的介入和军事行动合法化,获得了俄罗斯国内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东正教因素的上述多重影响,是俄罗斯介入此次叙利亚危机、并成功实现其外交策略和目标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