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真幻交融:张云骧题画词及其时代精神

张云骧受燕赵地域文化及晚清时代影响,有着豪宕慷慨、奇逸清雅之气。其题人物画词或将真实人物性情与画中人物意象融合为一体,或借仙鬼形神寄托奔波行役、志气难伸的沉郁悲慨。题花鸟画词多用花卉拟仕女,隐喻晚清中下层文士“风流自赏”的末世悲情,将他们沉浮于家国创伤与内忧外患的时代潮流中,因生命自觉、文化责任、社会忧思无法挣脱而不得不直面时代的精神焦虑与生命选择寄寓其中,从而在晚清词坛中别具一格。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无盦先生应事词试探

《詹安泰全集》收录詹安泰298首词。从词的小序可以看出,其中和作词与为了回应、处事而作的词(统称应事词),有59题共65首。这些词作艺术地表达了词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所感的情谊与思绪,约占其全部词作的21.8%。虽然这些应事词在其全部词作中只占1/5,与他的处事诗在全部诗作中的占比1/2相比较,比例低了许多,但是,这些应事词的涵盖面包括寄怀词、和作词、赠别偕游词、题画词以及庆贺词等,同样呈现出词人以词神交或交谊,以词应事,以词表达对人事、世事的态度与评价,表现了詹安泰应事作词的一种功用态度:词有所用。并且,其中也体现出他表达情谊、思绪的艺术方式。

苏轼词中的自然审美意识

苏轼的词作中有许多对自然万物及自然审美活动的描写,蕴含着作者的自然审美意识,主要表现为天然标格与内在生命力是自然万物颇为重要的审美属性;欣赏自然需要保持超然的审美心境;自然如同家园般的存在,自然审美是抒发归隐思绪、体会居家之感的重要途径。苏轼在词中表现了自然审美意识,充分彰显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在北宋词体革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破体与尊体:刘熙载“以诗论词”的价值与局限

刘熙载秉承清代词学尊体的追求,在《艺概》中多处运用“以诗论词”的方法,将诗及诗话引入词论中,其范围涵盖了词作、功能、作品等方面,意在打破诗词界限,使词向诗靠拢。“以诗论词”是刘熙载本人的论词倾向和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也是清代词体推尊进程的重要环节。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从风格内容到体制形式:词体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词在唐宋时期具有高度的实用功能,因此最初对于其特征的强调,多是就与音乐相谐和风格内容方面谈起。随着词乐的失传,这一现象逐渐改变。明人为了达到尊体的目的,开始重新将词置于音乐系统中考量,在词乐的失坠和明人对于词乐渴求的矛盾下,对于词体的认知也由内容风格逐渐开始转向词之为乐方面的体制特征。从体制形式认识词体的趋势在清代达到高峰,真正形成了从体制形式和风格内容两方面讨论词体的风气。词学在清代常州词派逐渐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词之为学的观念成为时人对于词的普遍认知。随着现代学科化的确立,词的创作逐渐从词学中退居次位,于是在词学研究中,为了强调词的专门性,从体制形式方面认识词体就势所必至了。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陈维崧的词学思想与词体艺术品格的开拓

陈维崧是清初少有的词体创作和词学理论兼擅的杰出文学家。陈维崧的词学思想是其词心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生生不息的创作力的源泉。陈维崧打破了传统以词体比附诗体的尊体策略,提出“为经为史”的词学主张;在创作论方面,强调寄托的技法以适应词意内言外的复调特质,并对创作主体提出“思”“气”“变”“通”的严格要求;在风格论方面,正体与变体兼容,纤柔婉娈和雄阔豪放并重。除此之外,陈维崧倡导复“艳”为雅和推崇“清”的艺术品格,推动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清代画论对词体观念的类比借鉴

清代画论使用类比、对照的方式,借鉴词体观念来对绘画进行理论诠释或审美批评。其中包括以词体的美学特质类比画作的风格,以词体的文体地位类比画品的雅俗,以词体的正变观类比画史的南北宗流派论,以“词为诗余”说类比书画一体同源论。搜辑和考察这种类比,可以为文学艺术互动互鉴的探究开拓视野,为词学反哺画学的情形提供印证,进而理解清人看待词体与绘画特性的视角、联结不同文艺门类的尝试,以及对于艺术创作普遍规律和理论共性的归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