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经典咏流传”中唐宋词演唱情况研究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一至四期共演唱24首唐宋词,称以“致敬英雄”为主,实则不限于此。节目选择苏轼词4首,其余亦皆经典名作,风格亦刚亦柔,内容既涉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也有爱情相思、人生哲理、山水田园意趣、文士情怀操守等。“经典咏流传”的演唱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包括乐谱阐释、配词阐释、演唱阐释等。阐释总是见仁见智的,有的精准,有的微妙,有的顾此失彼,有的引申发挥过多甚至走偏。总之,这些演唱既是对经典的阐释,也表现当下人对社会、对文化艺术、对生命的关怀。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辛弃疾«声声慢»(征埃成阵)的创作背景及其寓意

辛弃疾在南归之初,仕途顺利,升迁迅速,在乾道年间与当政的南宋名臣虞允文关系良好,受到虞允文的重视和提拔.辛弃疾十分关注南宋在淮南地区的抗金防务,并多次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上述缘由,辛弃疾在乾道八年(1172),被时相虞允文选任为淮南边防要地滁州的知州.他在知州任上励精图治,政绩卓著,还兴建了奠枕楼,以纪念滁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新面貌.词作«声声慢»(征埃成阵)创作于奠枕楼竣工后,其寓意是表达词人心中的喜悦,而不是对投降派的讥讽.

射鹄有的:明代词谱编纂与唐宋词接受

明代词谱的出现,让失去音乐属性的唐宋词重拾接受语境,为词的创作厘定语言文字和格律规范,使得唐宋词在后世的接受在创作上有辙可循、射鹄有的,这在唐宋词的传播接受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明代词谱首次将词按字数多少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类型,这既有利于唐宋词的保存与传播,又方便后之学者能更好地择调填词。明代词谱的编纂表现了较为明显的重晚唐五代、北宋,轻南宋之倾向,其对婉约词更青睐,豪放词选录较少。从明代词谱所选词调亦能一窥其对唐宋词的接受取向,明代五部主要词谱都予选录的词调有81个,这五部词谱录词10首以上的词调有39个。从传播接受学的角度而言,这些词调在明代具有极高的接受度。

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探析

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和刻书,其中伯二四八八、伯二六二一、伯二七一二收录《渔父歌沧浪赋》(三卷)。同时,敦煌旧钞亦见存《楚辞音》残卷,敦煌遗书与残卷的发现,见证隋唐《楚辞》的流传。本文就敦煌遗书中的《渔父歌沧浪赋》写卷分析,从楚辞到唐赋,观察辞赋同源流变的轨迹,思考敦煌《楚辞》研究的新方向。

论唐宋茶诗词中茶之审美意象

现代社会中,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愈益密切,茶文化的影响愈益深远,茶文化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另辟奚径,以美学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茶学、诗学、史学、美学等知识,以诸多优美的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解析诗中所表达的茶之形色、香、味美,生动地描绘了茶至清至洁、至真至善之审美意象,丰富了诗词研究题材与内容,填补了茶诗美学研究的空白。

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

以唐宋茶诗词为研究材料,深刻地阐述了唐宋茶诗词中的三种品茶意境:一是"有我有茶"之境,是"我"寄情于茶的和美意境,二是"茶我同一"之境,是"我"与茶融合为一整体的和美意境;三是"无我无茶"之境,"我"与茶都已融入了天地之间,世界一片空灵,"万物与我同一",亦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和美意境。

宋词中的长安书写

作为都城记忆的文化影像,长安书写从唐到宋大为减弱,且内涵和功能都发生很大变化。宋词中的长安书写,不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更是含义丰富的语码,还体现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刻意选用,不同的长安意象,包蕴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唐诗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发生了由"地方"到"空间"的变化,其意味自然有从价值、认同和归属向距离、冷静和理性的转移。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唐宋戏题诗论略

戏题诗源于六朝,至唐宋得到丰富与发展。戏题诗之"戏",其本旨除了戏谑嘲调或游戏为诗以外,还可以是一种"遁言"与"放言"相结合的表达策略。诗人们以"戏"来婉转其意,获得戏言免罪的表达效果;同时又可以放言其意,表达自己的奇思妙想乃至狂言妄论。在看似简单的戏谑嘲调中,包蕴着由戏谑、调笑、讽刺及自嘲所造成的不同内涵与功能。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

创伤性记忆的自我隔离和审美表达——唐宋词战争灾难叙事的特殊模式

与诗体相比,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叙事具有特殊性。作为受难者的词人,对惨痛的灾难记忆往往采取忽略细节和视角转换的方式,来隔离创伤性记忆带来的痛苦。同时,词委婉含蓄的文体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具有伤害性且有损审美性的场景描写。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应激心理与更高层次的审美心理共同作用,形成了唐宋词对战争灾难的特殊叙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