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论陈廷焯对史达祖词的批评

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期,由服膺浙西词派到继承常州词派。他前期通过不同词人的比较衡定了南宋词人史达祖在词史上的大家地位;后期以“沉郁”论词,史氏也是他标举的典范词人之一。陈廷焯词学思想经历了变化,对史达祖词始终推崇备至,但因批评标准的差异,他对史词的评赏与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稳中有变的一面。陈廷焯后期关注到了史达祖人品与词品的矛盾,最终采取的态度是不因人而废言,仍非常欣赏史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词调研讨与技法革新:论陈维崧的后期词体创作

康熙十一年(1672)后,陈维崧完成了词学理论建构与词体创作的转型,并再次对自身的创作实践予以整体上的研讨与革新,主要体现在词调和倚声技法两个方面。陈维崧有意识地以词存调,在后期词体创作中注重一调一词、一调一题和因情因事选调三个维度,可谓体认古人之词心,振兴今日之词学。倚声技法上,陈维崧对叙事模式和用典方法加以改造。前者或以联想作为行文铺排的内容来源,脉络相对隐晦;或以意象为脉,在事件堆叠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意脉纵横。这两种方式在表述上或如神龙在天一鳞一爪,或如雕龙之首尾完好,随物赋形。后者于事典、语典中奉行点事不点人、点人不点事的用典原则,以藏头露尾的技法达到古雅质朴的艺术效果。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论韩元吉《南涧词》的疏俊词风

南宋词人辈出,词派众多,作为“辛派词人”之一的韩元吉,他的词作题材风格不仅受辛弃疾词风影响呈现出豪放风格,还具有着独特的“疏俊”特色。疏俊词风在意境、炼字、意象、用典等方面有其特色,要求语言精致,情感深厚,词中有意趣。韩元吉《南涧词》继晏几道之后亦得疏俊之致,又因其爱国怀抱,在疏俊之中流露出清远之志,萧疏之意,呈现出南宋爱国词人的襟怀与抱负。

由唐入宋同调异体词作句式嬗变探迹

唐五代到北宋前期,是词律逐渐形成、定型的时期。同调异体词作因其曲调的渊源关系,在句式上呈现出五言句向七言句的转化、基本句式与特殊句式的保留、唱法固化造成的句式沿用等特点,展现出词体句式的演进轨迹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同调异体词作句式之研究,对于曲调渊源之考订、词作创作时间之断定、词作异文之选择亦有重要的现实功用。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破“王言体”立“辞命体”——晚清学者刘熙载应用文概念的名与实新论

基于“辞命”从“国书”分化出私人书简的文体新变,刘熙载提出“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的“辞命”观,立“辞命体”而不是“王言体”为应用文的源头。他从“辞命”作为“六辞之命”的本源出发推出“应用文”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视“辞命”既是一个文种又是一种体裁的双重“辞命”观,突破了传统“辞命”观的一维视角;以“一人”二字淡化“辞命”作者的官方身份,凸显个体的“人”在写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其“文道”通达其“人道”;把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和“下行”,突显应用文是以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为目的的特殊文体,超越了唐宋以来对应用文体单向认知的局限;游离于“公文”的传统谱系,为应用文体裁和章法的独树一帜建立了“辞命体”传统谱系。他通过游离公文的“王言体”,摆脱传统骈体应制文表达的束缚;确立应用文“辞命体”,追求文本表达的有效性,保障了他对应用文命名和分类的名与实相符,为今人构建应用文所当蕴含的“文道”和“人道”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曾大兴教授的柳永研究——以柳永的“人品”和“词品”为中心

自北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柳永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品”问题,二是“词品”问题。曾教授通过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首次把柳永的生平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把柳永对歌妓的态度作分期研究,在此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柳永对功名的态度,指出其则是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和市民的享乐意识之互补为特质;再就柳永自述和前人词话的有关记载,揭示柳永所遵循的是一条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必须适应歌妓的演唱需要和满足普通市民的审美情趣。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论唐圭璋的词体声律研究

作为20世纪“词学三大家”之一,唐圭璋的词学文献学成就备受推崇,而其对词体声律之学的探索则往往不为人知。唐圭璋早年交往的师友中多有精通词律之学者,受其影响,唐圭璋也在修订词谱、审音析韵、讨论诗词曲之界等方面阐微发覆,留下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在以《全宋词》为代表的词籍整理过程中,唐圭璋积极运用“依律校词”法,校勘词调、字句、分段、词韵,提供了较为翔实可靠的作品文本,从另一层面有力地推进了词律之学。唐圭璋的词体声律研究以“讲求实证”“多闻阙疑”“守律达变”为特点,是现代词体学的可贵范例,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论清代浙西词派王初桐词作的多元艺术风格

清代浙西词派词人王初桐词作呈现以“雅正清空”为主、“婉约艳丽”与“豪放疏旷”并存的多元艺术风格。形成这种多元词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包括王初桐个人词学思想的多次转变、纠正浙西词派弊端的必然结果以及词坛生态转变带来的影响。同时,王初桐作为浙西词派中后期多数词人的代表,其词作成为后世了解当时词坛风貌的重要载体。

清人对散曲的多重称谓考论

清人对散曲文体的认识,因受前代词曲观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称谓。经文献考疏,相关称谓有十种,可分为从“词本位”衍生的词、词余、小令、叶儿,以及从“曲本位”衍生的乐府、散曲、散套、曲、南北曲、清曲两大类。各称谓之间的范围与所指不尽相同,仍需具体辨析。研究结果表明:清人对散曲称谓多沿用元明两代,且没有形成共识,展现出清代散曲成熟性与灵活性并存的特点;以词称曲作为清代散曲的主流称谓,一定程度反映了清词“中兴”而清代散曲衰落的基本格局。

唐五代敦煌佛教的隆盛与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衍生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昌隆,寺学随之逐步兴盛,曲子词遂常被寺中学郎抄写于同佛教有关的写卷之上。这些曲子词常会在佛教活动的表演中歌唱,以吸引民众前来进而宣传教义,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调的衍生。衍生的词调及其创作常被用来弘扬佛法,有时亦会演变为新的词调,对词体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词体的发生发展与佛教的繁荣有着潜在关联,从敦煌寺学的繁荣及佛教活动乐舞表演的炽盛等角度切入,审视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发生发展问题,或可更清晰地观见词产生之初的形态,深化对词体演进历程的认知。

放翁的词之体认及实践:由“渔歌菱唱”说起

陆游后期诗词主要书写“渔歌菱唱”的乡村世界。词之传统本为花间酒边,放翁笔下的“渔歌菱唱”其实是“以诗为词”的“破体”尝试。诗体更适于书写乡村生活日常,陆游晚年不再作词,继而以诗的形式书写“渔歌菱唱”,这符合他的诗人身份,也侧面显示出他对词之“正体”的尊重。

明清易代与顾贞立词风的新变

明清易代海立山崩的沧桑巨变深刻影响了顾贞立词的创作,其词在明末为细腻纤弱的女儿词,清初则从抒发浓郁的亡国之痛渐变为勉励兄弟子侄求取功名,反映了清初女性遗民复杂幽微的心路历程。此外,与其他女性词人多遵循女性词特定发展轨迹不同,顾贞立与百派回流的清初词坛联系更为紧密,她是梁溪词人群体的成员,又受花间草堂词人群体影响,其劲爽词风更与清初豪放一脉的“稼轩风”词人、阳羡词派遥相呼应,显示了顾贞立作为清初女性遗民词人心态和创作方面的独特性。

论渔父词系列词调的发展与词史意义——以唐宋金元词为考察对象

渔父词在发展演进中以张志和渔父体、双片渔歌子体和渔家傲体三大词调为主,此外还有其他以“渔父”相关名称命名的词调。渔父词系列词调在唐五代形成并发展定型,到宋代复杂多变,词调体式和功能上趋于多样化,且出现《渔父》《渔家傲》和《渔歌子》三个词调混淆乱用的现象。金元时期渔父词创作趋于衰落,但亦有词调题名和演唱形式的新变。元代渔父词在功能上作为道教词和题画词广泛流行。渔父系列词调发展史的梳理对揭示部分词体源自声诗的嬗变方式、词作调名与题名的嬗变,以及词调发展过程中以“乐”为主、以“词”为辅的特点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直而密——论柳永词赋笔的独特性

“柳氏家法”即赋笔为词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柳永慢词创作手法,现今对此问题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柳词的平铺直叙、白描或结构层次的变化,并普遍以浅直、直露概括之。但立足柳词文本可发现其赋笔绝非“直”可概括,而是将“直”和“密”两种看似相反的手法进行了充分糅合,呈现出“直而密”的独特性,体现为章法结构繁密多变却又直顺明晰,情感表达虽多直抒胸臆却又细密动人,由此达到了新的审美层次,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深刻影响了后世慢词创作。

柳永词中的市民形象研究

柳永是北宋杰出词人,他对宋词进行了大胆革新,不仅拓宽了词的题材,更用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特殊的时代背景、坎坷的人生境遇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柳永转变了对都市生活、人物等的观察角度,他也在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化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其独特艺术风格的转变。柳词的出现使北宋词坛焕然一新,其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北宋市民生活的情景,也深刻地展示市民人物的精神面貌,适应了快速发展的市民文化需求,为市民所喜爱。该文主要从柳永独特的生平轨迹和北宋市民文化的产物这两个角度分析柳词市民形象的创作背景,再通过分类梳理来探究柳词中的市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