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人才创新培养路径研究

研究新电商业态下的电子商务人才创新培养发展路径,有助于深入了解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明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向,为电子商务行业提供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从简述研究现状入手,明晰研究方法和研究计划,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分析电子商务人才创新培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通过研究新电商业态下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创新培养路径,推动高校电子商务教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为后续深入研究积累理论与实践经验。

广东省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知识获取行为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广东省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知识的获取行为现状,为心血管疾病知识的有效传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方法2023年9—10月,采用心血管疾病知识获取行为现状调查表,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对广东省中老年人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调查共获取500份有效问卷,男女比例约为2∶3。认知情况分析得出,广东省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知识平均总得分为12.8分(总分20分),处于中等水平;性别(Z=4.504,P<0.01)和居住地(Z=2.602,P<0.01)不同的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知识总得分不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获取行为情况分析得出,中老年人获取心血管疾病知识的首要动机是满足自身疾病防治需要,另有121人纯粹是无意间听到和看到,占比近1/4;医务人员是中老年人获取心血管疾病知识最信任且最普遍的渠道,其次是家人朋友、传统媒体和纸质资料,中老年人对新媒体的信任度不如传统媒体,但微信和百度作为利用率最高的新媒体,已非常接近传统媒体;健康信息太多且良莠不齐是困扰中老年人使用新媒体获取心血管疾病知识的主要问题;86.2%的中老年人认为获取的心血管疾病知识对他们有显著效用,并将其主要用于以饮食、作息、锻炼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健康化转变上;获取偏好情况分析得出,中老年人最为关注的心血管疾病知识类型是医疗相关信息和养生保健信息,占比分别为71.40%和71.2%;具体到心血管疾病知识的呈现形式上,中老年人最喜欢视频,其次是知识讲座和宣传手册。结论广东省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知识处于中等水平,认知存在浅层化问题,性别与城乡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疾病防治需求驱动该人群的知识获取,其中信息偶遇现象值得关注;新媒体虽逐渐成为信息获取渠道,但在信任度方面尚有待提升;此外,知识获取对该群体的赋能效用较显著,集中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健康化转变。由此可见,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知识科普仍大有可为。

千特斯拉级内爆磁压缩装置初始磁场电源系统研制

初始磁场电源系统用于激励千特斯拉级内爆磁压缩装置的初级线圈产生初始磁场,是内爆磁压缩装置的关键设备。在分析千特斯拉级内爆磁压缩装置初始磁场电源需求和技术难点的基础上,系统设计了核心部件选择方案和主脉冲电路及控制系统结构,研制成功一套输出电压1~40 kV可调、主放电电流脉冲上升沿约60μs、总峰值电流达3.2 MA的初始磁场电源系统,已应用于千特斯拉级内爆磁压缩装置动态试验。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原《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废止后时隔三年,《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在各界期盼中发布施行。在适用范围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既适用于合同纠纷案件,也适用于非合同纠纷案件,除非依其性质不能适用;在覆盖内容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形式创新,条文与司法案例配套同步出台,可形成组合效应;在时间效力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可以溯及既往;在思维方法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尊重立法原意,不作创新性续造,思路清晰,结构合理,方法科学。此外,为帮助正确理解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的相关条款,还对譬如从无到有的情势变更条款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及其与不可抗力的区别和联系作了梳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完善《海商法》的立法建议。

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规范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附条件地降低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第3款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类案中对情节恶劣的判断应当坚持主客观综合评价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仅是程序条件,是否负刑事责任仍应当由法院判决确定。核准追诉应当以不核准为原则,以核准为例外,具体应当重点考察除前几项条件以外的能够不核准的事由。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被核准追诉的被告人裁判时,应当同时适用《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4款的规定,不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在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刑法的公平正义并不全部体现于对犯罪人的惩罚与保护,也有部分体现于安抚被害人的情绪,需要构建更加全面的被害人安抚制度。未成年人司法应避免被情绪干扰,以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

波兰中文教育:发展样态、现实境遇与因应对策

加强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有助于形成更加精准的传播方式,提升中文国际传播效能。波兰中文教育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中波两国政治交往、经贸往来、语言教育互动和波兰汉学研究历史等因素在当地形成的合力。同时,波兰的中文教育发展面临教育普及度低、教学发展不均、教育资源不足、新冠疫情影响等挑战。为此,提出协助提高中文教育在波兰各学段的普及度,着力促进波兰各地中文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培养适应波兰各学段教学的本土中文教师,构建贴近波兰教学实际的本土化教材机制,开发革新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享教育资源,推进中文早日纳入波兰国民教育体系。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之述评与借鉴——兼论情节犯情节要件之定位

在日本,为平抑程序法中检察官独占主义和便宜主义的原则,需要从实体法上寻求一种控制公诉权滥用的策略,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应运而生。目前,可罚的违法性经历了从违法性否定说到区分说的转变,正面临违法整体性和相对性的解释难题。妥当的做法应为:将质和绝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而将相对轻微型量的违法性判断作为违法性的判断,并从规范的“指引功能”和“裁判功能”两个不同视角对违法的整体性与相对性进行解读。尽管中外立法模式各异,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解决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难题方面仍有积极意义,如借鉴可罚的违法性“分散归属”定位的做法,可将我国刑法中情节犯之情节要件分散归属至犯罪论体系中的各阶层。

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几种特殊情况的分析与探讨

结合实际工作,用对比法和计算法,分析和探讨了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中,经常遇到的几种特殊情况在实际应用时,所采用的与常规不同的处理方法。可指导技术人员厘清标准和实际应用的不同之处,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法益构造与规范适用

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保护法益存在着人类尊严、胚胎权利、科研伦理、公共安全、卫生管理秩序和人类遗传安全等诸多观点。然而,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的行为并非必然造成受试者和胚胎的生命健康损害,也不宜将过于抽象和浮动变化的客体界定为法益。因此,非法植入基因编辑胚胎罪的法益应为“人类基因安全”为宜。该法益为集体法益,无法被还原为个人法益,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该罪为抽象危险犯,应对“情节严重”予以明确,并将基因编辑行为对人类基因安全这一法益的侵害紧迫性作为“情节严重”的实质判断标准,以限制法益前置化保护对国家刑罚权的扩张。

中师生与全科教师:两种历史境遇的对话

当前农村教育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为纾解困境,推动乡村教育发展,选拔和培养小学全科教师成为关键举措。作为基础教育的先行者与后继者,中师生与全科教师之间有什么共性和差异,如何评价两者的优劣短长,如何总结百年中师办学历史,如何优化全科教师教育,这些都关乎教师教育振兴和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历史考察、个案访谈和对比分析,深度剖析中师生R与全科教师T在学业素养、发展机遇、职业轨迹、专业成长四个方面的异同,进而从产生背景、职前教育、职后表现和个人体验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中师生和全科教师产生背景有别、教育层次不同、职后表现各有短长、个人体验不容忽视。我们既不能夸大中师教育的优势,也不能无视全科教育的成就。当前在继续坚持现有全科教师培养政策的同时,应进一步拓展从入口、过程到出口的开放性和多元选择的渠道,增加乡村教育吸引力;改变招考方式,优先选拔具有乡村教育情怀和发展潜力的生源,重视培养全科教师的教育情怀;关注全科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健康,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夯实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础。

外来入侵物种罪“情节严重”标准的司法适用研究

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针对外来物种入侵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分析条文语法结构,该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人未经允许实施引进、释放或者丢弃的行为,公安司法机关就可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追究本罪的难点在于“情节严重”要件,应从本罪抽象危险犯、行政犯的性质出发解读“情节严重”内涵,刑法设定本罪保护的法益视阀探讨“情节严重”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涉及法益、本罪性质等各种因素设定“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研究

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在立法层面目前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导致实践中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存在偏差,危害性相近的非法捕捞行为有时被处以截然不同的行政处罚,与比例原则的要求不一致。因此,在立法层面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十分必要。文章基于我国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相关的规范条款以及司法案件,总结现行立法规范不完善和司法实践认定因素不统一的现状,并分析其成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法律规范,针对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列出的认定因素以及司法裁判中包含的认定因素,提出在《<渔业法>实施细则》中统一非法捕捞行为“情节严重”认定因素的相关建议。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三维审视

高职院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契合高职院校学生的认知特点,贴合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符合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现实需要,具有深远的价值意蕴。但是,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也存在着故事选用不合理、故事运用不恰当、故事讲述不生动、故事调动不充分、故事指引不明确等现实境遇。文章以选好中国故事为前提,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关键,以写好中国故事为目的,提出高职院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三位一体的优化路径。

双层法益视角下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分析与规范适用

高空抛物罪保护双层法益:公共秩序是“阻挡层法益”,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个人法益是“背后层法益”,在功能上,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高空抛物罪司法判断的关键在于以双层法益为指引对该罪构成要件进行合理解释,厘定处罚范围,为高空抛物罪与其他罪名和民事侵权之间的界分提供依据。一方面,基于双层法益指引,对行为要件、高空、情节严重、主观故意等构成要件予以实质性解释。另一方面,将高空抛物罪第2款视为想象竞合,结合已有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理清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关系与适用规则。

情理司法抑或经权司法:立足宋代的理论与实践辨正

情理司法通常被作为传统中国司法的代表性模式来讨论,但这种学术概括存在时空局限和理论缺憾。在时空上,情理司法说主要提炼自明清司法实践,难以融贯解释此前,尤其是宋代的司法模式。在理论上,它难以解释情理司法源于何种理论及其在整个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功能、作用和旨趣等核心问题,还会带来理论误导和价值遮蔽。追根溯源,情理司法根源于传统经学中的经权理论。传统经权理论在宋代获得了实质性发展,从中可以提炼出义统经权、权即是经、情时而权、圣贤行权等创新性命题。宋代士大夫官僚作为新经权理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将其引入司法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经权司法模式,并呈现为怀法用权、缘情用权、相时用权三种运行机制。宋代经权司法是在守法的前提下,因个案之情、理、时等因素而行权裁判,目的是补救机械守法裁判之弊,让司法合于中道价值。由于经权司法主要体现为缘情理而行权,所以常被称为情理裁判,进而被概括为情理司法。正本清源而言,宋元明清时期的经权司法是儒家经学影响司法实践的典型形式,与汉唐时期的春秋决狱共同构成了帝制时期传统司法中的救弊型司法,二者均属于特别司法模式。

原因欠缺导致赠与财产返还的原理和规则

赠与合同的原因体现为赠与人负担债务的“决定性动机”,这种“决定性动机”欠缺时,应当否定赠与合同的拘束力。因此,若赠与合同的原因欠缺,即使在赠与人移转赠与财产权利后,仍有否定赠与合同拘束力,认可赠与财产返还的需要。关于否定赠与合同拘束力的具体路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构成建立在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之上,有不当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嫌,应当区分赠与合同原因欠缺的发生时点,分别采用错误构成和情事变更构成。若原因欠缺自始发生,则原因欠缺可能构成错误,即使该项错误属于狭义的动机错误,也应当允许赠与人主张错误撤销。若原因欠缺嗣后发生,则原因欠缺可能构成赠与合同基础情事的变更,赠与人可依情事变更规则解除赠与合同。原因欠缺导致赠与财产返还的原理亦可用于对彩礼返还规则的解释和对父母出资为已婚子女购置房屋后子女离婚所引发的财产返还问题的解决。

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境遇及其当代变革

主体逻辑旨在从主体的内在尺度出发把握对象性关系,同时运用过程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与规范性。因此,主体逻辑能适应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规范导向而成为重要的建构原则。准确把握文化安全主体的现实境遇,需要进一步探究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形式,即在文化层面规定个人安全认同、明确社会安全结构和勘定国家安全边界,此三者共同构成文化安全主体,并协同指向文化扬弃实践和安全机制规范。同时,还需厘清文化安全主体由于历史局限而存在的现实问题,即形而上的怠倦形态与无规则的失序样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指引下,文化安全主体的存在方式需要实现从孤立性伸张到交互性的变革:不同层次的主体由孤立向联结的跃迁能够有效规避历史局限,推动实现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交互性主体在发展中更符合文化安全体系建构的客观规律,能让文化安全主体在冗杂的场域中回归本真的现实轨范。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确证及展开——兼与李冠煜商榷

关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的法益存在“法益一元论”与“法益二元论”,其中“法益二元论”又可以分为“一元法益说”与“多元法益说”。“法益一元论”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因果性不足,“多元法益说”则模糊了法益保护的内容,而从法益内涵、性质看,本罪保护的法益应是“一元法益说”中的体育竞技公平公正。在体育竞技公平公正法益内容的指涉下,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属于抽象危险犯,而是实害犯,“情节严重”是对“引诱、教唆、欺骗”行为性质的规定,属于违法性要素,对其认定应发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重塑“情节严重”的内容。

新发展格局下贵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优势、瓶颈及优化

贵州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省份,推动贵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贵州制造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发展基础,通过制度型开放、营造更好营商环境,促进易于流动的要素集聚,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在区域合作中积极参与国内价值链(NVC)构建,打造国家产业备份;立足市场资源,在部分领域以市场聚产业,努力构建产业公地,完善关联辅助行业。

侵犯商业秘密罪评价标准的修正与规范解读

《刑法修正案(十一)》完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由数额犯到情节犯的全面转型,但未跟进更新的司法解释易使得司法实务将情节犯作数额犯化处理,仅关注数额要素对于犯罪评价的影响。侵犯商业秘密罪所保护的是复合法益:一是商业秘密权利人对商业秘密享有的私权利,二是市场竞争秩序,后者又可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商业秘密权。以此为逻辑起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评价体系应当坚持区分性、形式与实质相统一、强保护的原则,建构综合评价体系。各要素不可单独作为入罪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建构起以数额要素为主,非数额要素为辅的“情节严重”解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