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对增强沈阳市民凝聚力心理因素的研究

以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以社会心理、心理学理论和体育学为基础,运用心理测量和访谈法,对奥运会提升市民凝聚力的心理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沈阳市民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带来的整体效益给予高度认可;奥运会增强的群体凝聚力主要是由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力量感3个维度构成。随着年龄的增加,奥运会在市民凝聚力、认同感、归属感和力量感上的表现强度也增大。女性对奥运会的情感体验优于男性;老年人和文化程度低的人比中青年人和文化程度高的人凝聚力更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关注程度有所下降。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和时代背景不同造成的;市民对我国在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的期望值较高,并认为奥运会对国际地位和形象、经济意识、文化价值、道德水平的增强作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效益。

非货币化收益视角下教育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效应——基于苏州市农民工样本的实证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教育培训不仅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收入提升的货币收益,也带来了诸如市民化水平提升的非货币化收益。本文基于苏州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验证了教育培训通过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而创造非货币化收益的积极效应。研究发现:一,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可以从市民化意愿、经济生活条件、社会关系融合、政治参与程度四个维度来度量。二,目前苏州市农民工市民化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四个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三,学校教育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只有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水平才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提升。四,接受过培训对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显著正效应;培训次数对农民工市民化及各维度均有显著正效应,培训周期和培训效果对农民工市民化(不包括政治参与程度)有显著正效应,且培训效果的正效应最强。

解读政府提供图书馆公共服务的过程与内涵——兼谈与图书馆公共管理的区别

以文化体制改革为背景,指出图书馆事业存在的四方面问题,通过对图书馆服务产品的意识形态、准公共物品两个属性及正外部性、垄断性、信息不对称性、地域性等四大特征的分析,解读政府提供图书馆公共服务的过程与内涵,区分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两者间不同的运作方式,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科学改革与图书馆服务机制的转换。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评估与经济收益——以宁波为例

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和特征,评估成本投入后的经济收益,这对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保证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提高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宁波为样本城市,家庭为计量单位,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进行了测算,模拟了不同政策情境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经济收益,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际铁路票制的选择

城际铁路速度高,又兼具城市轨道交通运量大、开行密度大、公交化等特点,建议为城际铁路移植一卡通票制。以既有的湖北城际铁路线为例,考虑客票实名制及便携性,提出采用居民第二代身份证作为一卡通票制技术实现的平台,并详细地论证了其可行性;借鉴广珠城际铁路的实践经验,给出在湖北城际铁路运营中推行一卡通票制的具体方案。对远期全部施行一卡通票制的效益进行了估算。一卡通票制可适用于湖北城际铁路的运营实践,可兼为铁路投融资平台建设提供新途径。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探析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作用的途径:一是强化公民参与网络在突发事件预警期"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二是强化社会信任在突发事件救援处置期"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三是强化互惠规范在突发事件缓解和恢复期"监督员"及"指导员"的作用。

农民工问题溯源及其解决的基本思路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是与中国独特城市化、工业化相联系的问题;还是与“三农”问题紧密联系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发展、深化改革、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加入WTO后中国融资租赁法律分析

融资租赁是具有新金融机能的新兴行业 ,中国融资租赁开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初 ,发展曲折。加入WTO以后 ,融资租赁业更是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 ,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我国应在充分适应WTO法律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融资租赁业的特点调整融资租赁立法 ,发展我国融资租赁业。

农民市民化对浙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私人成本收益视角的分析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必然产生一定的成本与收益,通过构建成本和收益指标对浙江省农民市民化的成本收益率进行测度,发现浙江省2005年至2013年农民市民化成本收益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走势,并从成本上升和收益下降两个方面探讨了成本收益率降低的原因。文章将成本收益率变量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做实证研究,发现成本收益率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8.86%,表明浙江农民市民化过程存在诸多问题,要转变这一现象需改革城乡二元制度,并具体从解决农民工住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四个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公民正义感及其超越:公民教育的双重任务

古典公民建立在古典共和主义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则启蒙于自由主义,以自由主义为主导。自由主义的公民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平等,因此,公民正义感以互利为核心,这是成为公民的必要条件,也是公民德性的底线要求。但互利的正义感不仅是有条件的,而且过于关注利益的分配,是有局限性的。克服其局限性,必须超越单纯的正义感的互利性,以相互善意弥补和完善之。培养公民的正义感,是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但不能只限于正义感,还必须超越正义感,培养公民的同情心、友爱和责任感。

奥运会对提升国民凝聚力心理因素的分析

以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 ,以社会心理学、心理学理论和体育学为基础 ,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和比较法等方法 ,对奥运会提升国民心理凝聚力、凝聚力构成因素及条件、产生社会效益等问题进行分析 ,认为奥运会对振奋民族精神、唤醒民族意识、维系民族情感具有显著作用 ,同时也丰富凝聚力理论外延与内涵。

湖北省不同规模城市外来人口分布研究——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

随着湖北城镇率水平逐年提高,外来人口迁入省内地级以上城市逐渐增加,表现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则是户籍人口超过常住人口,然而湖北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数量少,使外来人口过于集中在少数超大和特大城市。通过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城市生活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外来人口偏爱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不是中等城市或小城市的原因,从而为探索农民工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市民化提供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研究评述与理论框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存在成本,收益也不容忽视。在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后,才能更加合理地分摊市民化的成本,推进高质高效的市民化。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分摊机制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其次,首次总结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关系中的两大矛盾:农民工个人福利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不一致的矛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同期不匹配的矛盾,并构建了一个以矛盾为导向的分摊成本与收益的理论框架。最后,分析了以往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政府绩效评估的新发展——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分析

新公共服务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更强调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以纠正新公共管理的偏颇,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因此,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被各国政府倍加推崇的政府改革工具——绩效管理与评估也将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指导下获得新的发展,同时为创新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网络参与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的个案及社会学思考——基于汶川地震减灾中的“万科捐款门事件”

在汶川地震减灾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期,"万科捐款门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论争,一些观点从"合法性"及其操作性层面来解释捐款门事件的是是非非,有的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万科捐款门事件"中,网络参与的是一场非直接物质性冲突,是合理化行为采取了吊诡的形式,促使其合理性目标的实现。这种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当下社会,关注和适时调节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对于缓和冲突,尤其是防范直接物质性的社会冲突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微观成本—收益测度

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微观成本和收益,结合问卷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成本-收益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整体上农民工市民化是有效率的,资本成本对市民化收益的影响更显著,农民工的市民化抉择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后,从成本-收益视角提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服务体系: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的实现路径

本文在对"普惠型"社会福利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福利模式变迁的必然。提出城市社区服务与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具有服务目标的一致性,服务内容对象的契合性以及实践途径的融合性特点,进而从操作性层面提出依托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适度普惠社会福利的策略。

数据作为新兴法益的证成

《数据安全法》已于2021年6月通过,同年9月正式实施。但是,依然有很多重要问题存有争论和有待解决,其中一个就是数据能否作为一种新兴的法益获得法律保护。一项事物需要通过三维度四路径七规则的审查,才能成为刑法保护的法益;若属于新兴法益,还需要经过新兴比较维度的审查。其中,三维度是指,主体制约维度、利益规范维度和法律权衡维度。四路径是指,保护谁的利益、保护什么利益、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等四个审查路径。保护谁的利益对应着主体制约维度,保护什么利益对应着利益规范维度,利益为什么要保护以及利益怎么保护则对应着法律权衡维度。七规则是指,从主体制约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保护人的利益:对人有用性的标准(规则一),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标准(规则二)”;从利益规范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三项规则:“保护生活利益:经验实在性的标准(规则三),保护可被管理的生活利益:管理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四),保护重要的生活利益:重要利益的标准(规则五)”;从体系权衡维度来看,存在以下两项规则,“利益发生现实侵害(危险):侵害可能性的标准(规则六),刑法保护必要性:法益主体及其他法律难以充分保护的标准(规则七)”。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法益需要从现象观察层面推进到理论建构层面。因此,数据通过法益理论的判断规则的审查,可以成为新兴法益,具有刑法保护的正当性。《数据安全法》的出台,就是基于数据对个体、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价值而作为法益保护的立法宣示。具体而言,个人数据是一种纯正的新兴法益;企业数据和国家数据则是一种不纯正的新兴法益。数据法益可以分为原始的价值性利益和派生的工具性利益。数据法益的对象内容,具体可以表现为数据的有用性、完整性、保密性和安全性。

国民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的思考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中国的社会保护制度也面临着战略性的转型,即由补缺型保障模式转向适度普惠型保障模式,而这种转型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都已具备。适度普惠型保障是全民性的福利改善,现阶段应实现低保制度由生存保障上升为发展保障,社会保险由体制性保险扩展为国民保险,社会福利由特殊群体福利转变为公共福利,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与政府角色

从我国村民自治政策实施效果来看,社会自主性的发育与发展离不开以下四个基础性条件:(1)经济发展;(2)利益分化;(3)公民素质;(4)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新模式的生成必须紧紧依托这些条件的同时具备,而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程度更具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