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法的法权构造及其体系展开

能源法的核心范畴界定较为模糊,亟待澄清。基于能源权利与能源权力的交互性、能源公益与能源私益的均衡性、能源监管与能源市场的协调性等需求考量,法权可作为能源法的核心范畴。能源法法权结构可从本体论、运行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予以构造,形成体系化安排。本体论上,应以公民能源权利与国家能源权力的交互为基础,强调公民能源权作为法权结构的逻辑起点、以落脚为能源普遍服务的能源权力作为法权结构的基本保障;运行论上,应以能源合同作为法权结构运行的具体承载;价值论上,应以能源正义作为法权结构价值的最终目的。由此,可仰仗能源法的法权结构构筑能源法学体系。

分享权视域中的公民体育权

分享权与服务行政直接相关。包括体育权在内的精神文化类权利是现代社会公民实现“优良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作为宪法社会权面向的体育权主要是行政法层面的分享权而非宪法层面的请求权,是宪法平等权在体育权领域的衍生性权利。公民体育分享权的实现进路是体育行政给付。具体而言,包括适当程度的体育公共服务、财政允许的体育资源直接给付以及以私法方式转化实现的体育行政给付。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三重面向、内容构造与优化路径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问题,是防范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台湾地区居民地位具有“待解放的中国人民”“特殊的中国公民”“同等待遇的中国居民”三重面向。相关立法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逐渐趋向具体化、同等化和常态化。当前,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落实同等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内容构造。其中,“居住地”标准是优化落实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基础,权利义务是其规范内核,政策则对法律规定起着引领、实施和补充的重要作用。为切实提升台湾地区居民国家认同,建议接续推进身份管理模块化、推动同等待遇实质化、逐步实现权利义务体系化,形成优化台湾居民法律地位的系统方案。

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全流程规制模式研究

在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方面,我国前置法与刑法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前置法通过处理规则的设计实现了全流程规制,而刑法只能对部分不法处理行为进行惩治。此种规范格局导致法律难以衔接并形成刑法保护的盲区,不利于全面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对此,应提倡个人信息的刑法全流程规制模式,通过间接罪名适用法和法益量刑评价法对不同类型处理行为进行合理规制。通过理论维度和规范维度的证成,可以验证全流程规制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应当适用刑法合理规制非法收集行为和非法存储行为,保障前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适用刑法精准规制非法加工行为、非法使用行为和非法流转行为,保障中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运用刑法适度规制非法披露行为和非法删除行为,保障后期阶段信息处理安全。

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应对策略探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随着信息数据的高速增长,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变得愈加困难。现阶段,我国的公民隐私权保护体系还有待加强完善,探讨大数据时代公民隐私权保护应对策略便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我们结合大数据时代背景,对大数据时代的公民隐私权进行界定,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完善的公民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加强执法监督、增大社会普法力度等建议,以推动我国在大数据背景下对公民隐私权的进一步保护,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演化、现实挑战与施策重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工作逐步深化,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当前仍面临迁入地、迁出地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因素的三重障碍,体现在迁入地财政和用地压力较大、落户政策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不匹配、农村“三权”退出不畅、农业转移人口购房能力不足以及城市融入度较低等问题。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未来亟需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发挥农村“三权”退出的支撑作用以及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政策五个方面重点持续发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刑事诉讼领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领域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依赖于现有刑事诉讼程序的执行,缺乏独立性。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民个人信息采用的是被动保护的方式,完全依靠司法机关履行义务,公民无法积极主动保护个人信息,有悖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积极主动性质。刑事诉讼的私密性、公权性特征以及大数据技术使得刑事诉讼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干涉程度加深;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促进司法人员树立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理念。结合《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先行出台司法解释,时机成熟后再修法。

地权依赖:土地发展权过度转移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

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的完成度,而土地发展权配置对市民化内涵演变至关重要,因此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既有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主要研究普遍认为需要增权于民,但却难以解释为何部分地区失地农民土地权利密集与市民化转型迟缓同生并存的现实。基于此,该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珠三角城郊失地农民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证土地发展权配置是如何影响农民市民化发展进程及其社会性后果。研究结果表明:①囿于历史与制度等原因,珠三角城郊失地农民长期享有着较为充分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但是失地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成市民化转型,反而在市场就业、居住选择和社会场域等方面呈现出多重反市民化现象。②究其实质在于,珠三角地区土地发展权过度转移强化了失地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高度依赖,致使大部分失地农民不断地“再乡土化”,进而形塑出反市民化结构,最终造成其日趋脱嵌于现代城市发展体系。这意味着,土地发展权的赋权并不必然等同于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获得。③据此,需要校正目前珠三角地区土地发展权配置偏差,在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逐渐推动土地发展权配置由过度型向适度型转变。为此,一是需要强化政府土地发展统筹,明晰权利归属法律主体;二是应优化征地补偿方式,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三是有必要建立失地农民诉求的甄别和回应机制体系,完善土地征收与收益分配的制度监督。

数字时代网络暴力的识别、样态与治理

网络暴力是对数字弱者实施反复、持续的恶意伤害的行为,其在不同的目的动机、行为方式、暴力程度下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从其流变史来看,网络暴力经历了从静态、单向输出到瞬时、交互对抗,再到去中心化、自主肆意释放的过程,网络暴力的样态转变与数字化的加速内推紧密相关。当前,网络暴力的持续性与严重危害性、频发态势与群体极化效应、复杂成因与动态发展变化给受害个体的安宁、网络文明建设、现行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为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的整体治理,需要兼顾引导与规制,并从网民素养、平台责任、法律规范、数字痕迹四个方面,按照一体双向四面的结构依次开展。

训练民众开会:孙中山民权初步思想实践研究(1928—1935年)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民权初步思想,主张训练民众开会以培养现代公民,进而实现“纠合群力”“发达民权”。借助学校和民众教育,南京国民政府以普及和演习议事规则为着力点,实践了民权初步思想。在学校,国民党注重传授学生系统的议事规则,训练其专业的议事技能。围绕选举权的行使,以识字为先导,国民党面向失学民众普及议事常识并训练其使用选举权。受观念束缚,受训后的民众议事能力与孙中山的设想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训练开会既要系统灌输议事规则,更要树立良好的会议氛围,以变迁议事观念,启蒙公民的权利、集体和规则意识。总结民权初步思想的实践教训对于新时代培养合格公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一定鉴戒意义。

土地承包权退出背景下农民市民化问题与策略

引导农民退出土地承包权,加快土地流转速度是实现我国农村土地集约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农民只有完成市民化才能摆脱“半工半农”身份,安心退出土地承包权。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还存在农民职业继续教育不足、城市户籍准入条件限制、农民自身市民意识不足、职业技能薄弱等问题,阻碍着农民市民化。应对上述问题,应当降低城市户籍准入条件、改进农民职业继续教育、培养社区参与意识、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论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的立法完善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字政府构建的重要基础,其完善的制度构建与高效的数据利用离不开公民的有效参与.立法实践中公民参与权的设置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公民参与权权利范围模糊、程序性权能单薄致使实质效能受限、权利救济不足等,其原因是权利立法层面的基础逻辑不适用、权利内容不充分及救济意识与制度的缺位.政府数据开放中公民参与权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重价值,其公民视角可为当下政府数据开放提供民主的制度引导、高效的治理路径与公正的法治价值.公民参与权的落实与发展亟待更多的立法关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应当构建公民参与充分的数据开放秩序与相应管理机制,在转变传统立法逻辑、细化公民参与的实体性原则与程序性规则及构建充分的救济制度上作出立法层面的完善.

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政治权利公平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关键内容,也是推动公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然而,学界有关政治权利公平与个体参与社区治理间关系的研究却十分缺乏。借助“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9),文章考察了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政治权利公平感知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两维度(即选举/决策参与)具有直接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三维度(网络、规范、信任)在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间均具有中介效用;(3)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调节效用具有差异,社会网络调节不显著,社会规范(或社会信任)调节政治权利公平感知与选举参与(或决策参与)间关系。实证结果既丰富了政治权利公平的理论研究,又为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个人基因信息的刑法保护路径研究——兼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涉的法益

“基因”与“基因信息”是不同概念,前者是指后者的原初物质载体;后者所指应当与个人健康信息、健康生理信息、生物识别信息相区分;个人基因信息在主体、性质及其应用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是具有公法属性的个人法益;在适用该罪所规制的侵犯个人基因信息的行为时,应当将部门规章纳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对“情节严重”可以从立法与法理解释上进行完善。

我国海域立体开发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综述

海域立体开发能够使海域开发利用利益最大化,减少对海洋资源的损耗。目前我国对于海域立体开发缺乏相关法律依据。文章梳理国内外关于海域立体开发的研究重点,指出我国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国现阶段海域立体开发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相关规定较宽泛、缺乏海域分层开发利用时序统筹以及缺乏海洋基础数据调查等,并提出加速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具体化相关规定、明确海域立体开发时序和明确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路径的法律思考

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在此变革下,新兴数字弱势群体在逐渐蔓延。区别于一般弱势群体,该群体带有鲜明的数字特征,其弱势地位实际上缘自数字权利的不平等享有。面对数字弱势群体问题与数字发展的尖锐矛盾,亟须跳脱出原有的立法思维模式,重新审视数字权利。从权利内涵与权利保护效果的角度分析,数字权利符合且应当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条款之下。由此为出发点,从转换立法思维、完善数字权利理念、完善落实法律制度和践行数字向善理念四个方面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有效保护路径。

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废止了关于齐玉苓诉陈晓琪案的批复

齐玉苓诉陈晓琪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我国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受教育权”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根据《义务教育法》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受教育权”是指政府应当为本国所有适龄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权利方只能是全体适龄青少年,而义务方恒定为本国政府,案件性质属于行政诉讼。而陈晓琪与齐玉苓之间的纠纷是作为平等主体的两位公民之间的姓名权侵权责任纠纷,因此并不适用宪法,适用民法对姓名权的保护同样可以维护齐玉苓的权利。2008年,当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废止2001年关于本案的批复,属于自行纠正错误。

扩大标准供者器官受者权益保护的伦理建设

在移植器官严重短缺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器官主要来源的背景下,扩大标准供者(ECD)器官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ECD存在基础疾病、高龄、外伤、休克或感染等情况,供器官质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是影响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接受ECD器官移植受者也将承担ECD器官带来的额外风险和疗效的不确定性,需要重视受者权益保护。本文从ECD器官移植在受者保护方面面临的伦理问题、目前器官伦理委员会伦理审查上存在的不足进行综述,探讨器官移植受者权益的伦理审查机构与制度建设的建议,以期为促进ECD器官移植发展提供参考。

短视频应用中的公民名誉权保护研究

随着我国短视频用户数量的急速增长,短视频作品、短视频评论频频出现诽谤、辱骂、丑化等侵犯公民名誉权现象,不仅严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影响民法典顺利实施,还造成网络环境的无序,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民法典时代,要有效治理短视频侵犯公民名誉权乱象,保护公民名誉权,必须强化“1墙4力”,政府、短视频平台和网民共同发力,携手共建清朗网络家园。

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学考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在宪法中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明确规定是未来宪法发展的趋势 ,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发展和丰富。同时 ,也为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奠定了宪法基础 ,使其从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 ,是我国人权事业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