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子义利观视域下古代中医义利观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古代中医医家行医目的和取酬态度与墨子义利观具有高度相通性。在墨子“贵义尚利”思想的涵养和规约下,古代中医医家形成了以术利人、以义为先的行医目的和义利兼顾、以义获利的取酬态度。以古鉴今,将古代中医义利观的精髓,通过感染教育,培养医务人员以义为上的行医追求;利用课程思政和媒体宣传,鞭策医务人员守住以义制利的行医底线;借助激励机制,构建义利兼顾的薪酬分配等多种路径,有机融摄于当代医德义利观教育,以冀树立符合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医学义利观,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学健康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助力。

以义为政:赵匡胤的开国策略

赵匡胤在追求长治久安的策略中,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的策略,即历史上少见的义气,是他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的法宝。包括确立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并将周六庙列入国家祀典,封柴氏后人世袭崇义公,允许后周遗老遗少对周世宗忠义及表达私人感情;将义用于统一战略,反对滥杀无辜,优待降王;大量采取江湖义气办法统军,不顾国法;宋太祖仍与诸将领保持义兄弟关系,多加关怀纵容,也多保全式防范。以义为政是“马上治天下”的新创举,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化,用义治天下。宋初历史由动乱走向和平,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体制的重要内容。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

在早期儒者转型的时点上,孔子致力于“君子儒”的建构,有意把儒者群体带出“小人儒”的困境。《儒行》篇是孔子第一次自觉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赋予仁义价值规定。“待聘”“待问”“待举”“待取”意味着早期儒者群体已经做好心理和行动的积极准备,耐心等候进用。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重宣言,足见风骨气节。“不临深而为高”则要求儒者不与世沉浮而建构独立的精神人格。

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擅长辩论而急人困危,功成之后不受赏赐而飘然世外。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主要讲述鲁仲连的两件史事,一是力劝新垣衍不复言帝秦,二是一射箭书解聊城之围。司马迁在文末赞语中,认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却颂扬他的高风亮节。围绕这一评价,后世文人或肯定鲁仲连宗周、不屑名利、排难解患等“义”的秉性;或围绕司马迁的看法,指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主要体现在宣扬的“势数”思想不符合“圣贤大义”、说服的时候使用了“恫吓”的方式、诱使燕将投降齐国不符合“忠君”大道等方面。学者对鲁仲连的多元评价,显示出鲁仲连独特的历史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译者伦理的“四端”说阐释

为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译者伦理研究相结合的可能性,以孟子“四端”说为基本的阐释框架,讨论“仁义礼智”与译者伦理建构的内在契合性。“仁义礼智”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共同构成了译者伦理的基本内涵,即:“仁”是译者伦理的依归,“义”是译者伦理的适切,“礼”是译者伦理的显形,“智”是译者伦理的评判。“仁义礼智”指向的译者伦理是一个互为解释和补充的关联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译者实施翻译行为的伦理性要求。以“四端”说为阐释框架研究译者伦理问题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思想传承与理念创新,可为译者伦理的思想建构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与可供借鉴的研究思路。

论外资立法的国内法国际化原则

国家外资立法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应当遵循“国内法国际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制订和实施国内法时遵守国际规则,也可以让国内法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格局已经变化,国内法性质的外资立法面对国际上性质不同、程度差别的投资竞争性规则,亟需坚持“立基于整体、从个体切入”的共同体利益。一方面,国内外资立法的健全和实施不能忽略国际规则,也应科学合理地设定东道国的“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还应坚持国际上的义利平衡和兼顾,在关键议题上把握高水平与适应性、渐进性之间的均衡,以此形成对国际公法产生影响的中国方案。

掌握历史主动的时代意蕴

掌握历史主动是我们党成就历史伟业的重要密码,蕴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时代意蕴。总结历史经验,传承历史主动精神,宣示初心使命之旨趣,揭示守正创新之要义,明示长期执政之追求;把握历史大势,发扬历史探索精神,肩负新征程之历史重任,谋划新时代之高质量发展,擘画新未来之发展愿景;开创历史伟业,彰显历史担当精神,坚持人民至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问题导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新突破,坚持胸怀天下,实现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互鉴共享。

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思想影响初探

正谊明道,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来,学者以正谊明道解释《周易》《春秋》、诸子等思想,阐释其内容,发掘其意义,追根溯源,古今融通,体现出正谊明道继往开来的地位与影响。以正谊明道与义利观、治学、道德、佛教、报应等思想相联系,提供衡量尺度,解释其思想,衍生出新思想,相得益彰,促进了相互发展,扩大了正谊明道的影响。前贤今哲对正谊明道思想,既有颂扬、弘扬者,又有质疑、批判者,不同的观察视野,相异的看法主张,形成研究正谊明道的合力,推动正谊明道研究的深化,丰富其思想内涵,扩大其传播领域,使正谊明道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思想影响。

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墨学道德义利观视角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研究

墨学道德义利观的主要内涵有:“兼爱”“贵义”“非攻”等思想。墨学道德义利观对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积极影响主要有:“兼爱”思想,助力习武者修炼“侠”人格;“贵义”思想,将“义”提升为习武者的最高行为准则;“非攻”思想,助力习武者明悟攻守之道。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引入墨学道德义利观后,其内涵主要表现为:言行信果、贵义重诺;尚武非攻、仗义行侠;心怀天下、利国利民。墨学道德义利观视野下传统武术侠义精神的当代价值主要为:传统武术侠义精神“贵义重诺”的内涵,助力构建崇尚公义和诚信的社会氛围;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尚武非攻”的内涵,助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传统武术侠义精神“心怀天下”的内涵,助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刺客”论析

“刺客”之名,源起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但自古以来,基于不同理由而进行刺杀行动的事件,层出不穷。“刺客”之进行刺杀行动,往往是受托于人,故有“客”之称,其主结纳的方式,一是“恩义以结之”,二是“财贿以赂之”,司马迁特别强调“恩义”,并将其笔下的刺客与游侠并举,其实乃是同源的;但东汉以后,因“财贿”而刺杀的,逐渐增多,甚至有“会任之家”的专门组织,在历代皆不乏此例。但在晚清之时,新出一种“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进行刺杀的“刺客”,历来对这种刺客都颇加推崇,实则其中对人性的扭曲、对正义的误解,却是非常危险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以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以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逻辑环链,主要包括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发展逻辑与实践逻辑,它们以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逻辑主线,构成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有机统一体。就理论逻辑而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以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思想理论资源为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就历史逻辑而言,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史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托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来推进伟大斗争的内涵与时俱进,从而不断取得斗争胜利的百年辉煌史。就发展逻辑而言,需依据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以阐明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的守正创新意蕴。就实践逻辑而言,缘于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中呈现的创新意蕴内含了其守正意蕴,由此需有针对性地进行伟大斗争以赓续其涵括的不同创新意蕴。

信仰与欢娱:徽州忠义神崇拜的形成与发展——以汪王神、世忠庙神、双忠庙神为中心

徽州忠义神信仰是其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带有儒家价值观的神灵崇拜,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过程。从现实人物到忠义神灵,从小范围的民间祭祀到整个徽州的信仰活动,忠义神信仰发生了量到质的蜕变,这些变化离不开民众和政府的双向推动,而徽州社会对忠义神信仰的实践也构成了其独特的民间信仰图景。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的价值意蕴及路径探赜

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新疆的独特实践,充分映射了胡杨精神在新时代新疆的独特魅力。弘扬与传承胡杨精神是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是弘扬与传承胡杨精神的重要路径。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有效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推动塑造人民群众正确义利观,推动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胡杨精神融入新时代新疆宣传思想工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走人民群众发展路线,加强社会主义人才队伍建设。坚定不移走文化强国道路,坚定文化自信,培根固本;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坚持守正创新,守住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提升文化内生涵养,创新文化发展形式,扩大文化发展外延。加强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建设,丰富宣传内容,加快向外传播胡杨精神;创新宣传口径,激活胡杨精神内在动力;建立宣传制度,保障胡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海河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精神特质

海河文化因水而生,是海河人民创造的历史文化产物,具备大河文化的特征,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涵。海河文化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既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有艰难的嬗变转型,更有新时期的创新蝶变。海河文化代表了北方文化的雄豪充实,其精神内核和独特气质包括任侠尚义的家国情怀、兼容并蓄的和合精神与创新务实的奋斗担当。

知言与养气:孟子对仁义之道的新拓展

孟子之前的儒者不善言辩,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则以“不得已”加以辩驳。孟子的理由是:基于历史依据、现实需要和儒家仁义学说。孟子的“好辩”是“知言”的表现,并以“诐、淫、邪、遁”之辞剖析各类邪说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孟子阐明了“浩然之气”:“气”有义、道为基础;道是仁道,义是行仁之路;“养气”是行仁义之道的方式。基于仁义之正和气之浩然,孟子进一步阐发了集义与仁政学说。孟子的“知言”与“养气”源头在孔子那里,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支撑孟子仁义之道思想的基础理论与主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