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民的免于匮乏权

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经济危机提出了包括公民应该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的著名四大自由。我国的法学理论中虽然没有这一概念,但宪法中关于"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关于公民免于匮乏权的表述。本文从现代国家的职责、国家权利(义务)与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保障公民免于匮乏权是国家的法律义务,不能将此任推给公民家庭及个人,并通过对我国实践的剖析,提出应当避免过度从政策层面、经济层面及公民个人努力层面对公民进行免于匮乏权保障的路径选择,而应靠国家义务性、实践路径上的法律制度性来实现。

中西自由意志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西方的自由意志思想来源于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到了近代有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阐发,其特征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制度紧密结合;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和责任、幸福相互联系,有利于个体的创造力发挥和民族国家的科技之繁荣。中国的自由意志最早来自于《易经》中"自强"与"厚德"阴阳互依、互动的乾坤两卦。儒家突出"为仁由己""力命并举",把责任、担当当作信仰的自由意志;道家用悟"道"、怔"道"、践"道"来提升智慧、磨砺自由意志。分析中西方自由意志理念,有助于建构当代中国公民的法权人格。

试论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自由迁徙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的缺位是造成中国城乡分割二元社会的根源。因此,在宪法上确立“自由迁徙权”是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是当前解决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待遇的关键。

基于跨境信息流动的中国图书馆立法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国贸易、投资、金融、移民和文化活动的交流更加密切。在全球结构的跨境信息流动中,知识信息资源共享要求我国尽快制定建立在免费和平等基础上的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图书馆法,不断完善能够和世界图书馆立法相融合、符合国际水平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律体系。

城市土地免费使用权:形成与建构

"土地财政"不是通过制度安排来发展公民居住权,而是通过土地市场化加重了公民生活成本,反而侵害了公民居住权。赋予公民城市土地免费使用权不仅可以釜底抽薪地拆散"土地财政",而且让公民直接地、更好地享有居住发展权,为社会公平创造有利条件,为共同富裕扫除制度障碍。城市土地免费使用权基于公民身份而享有,享有主体可以以户籍为主、以实际居住地为辅来确立;城市土地免费使用面积的标准宜采取"省级统筹"的方式;其使用权的行使规则应按现代商业模式来建构,并且现阶段可采取行政立法方式。

论康德的法权概念

康德从纯粹实践理性出发,使近代世俗的自然法权提升到了先验的理性法权的水平。这一先验的理性法权概念呈现为三个环节,即可能的法权根据(唯一的自由法权)、现实的法权行为(具体的获得法权)和必然的法权状态(普遍的公共法权),其中,每个环节都是一个整体,构成了"全息式"的先验理性法权体系,它成为人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法权概念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论行政举报的宪法依据

为保障行政举报法律体系的融贯,破解因权利模糊所导致的实施难题,有必要通过法律解释确立行政举报的宪法依据。关于行政举报宪法依据的诸多争论中,主流观点是将《宪法》第41条的“公民监督权”解释为权源基础。但由于行政举报不具有纠错的基本意涵以及权力制约的核心功能,且将此视作监督权会脱离宪法权利的功能定位,故从该条款进行推导值得商榷。行政举报的本质是公私合作背景下的信息规制工具,其作用是为相对封闭的行政科层制提供违法信息与民主资源。依循人民主权、表达自由等基础理论的推演,可将《宪法》第2条“参与管理”条款、第27条“国家机关倾听意见”条款以及第35条“言论自由”条款解释为行政举报宪法依据的规范群,构建举报人与行政机关受宪法支配的参与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