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定犯意涵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模式的选择离不开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质属性的认识,目前多数学者将本罪理解为自然犯,但这种认识存在诸多误区。根据学界对自然犯/法定犯区分具有共识的三个标准:首先,从古代国家到现代国家、从现代社会到信息社会,个人信息在社会变迁中经历了“古今之变”,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得以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其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兼具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双重面向,不应忽视个人信息作为社会交往之构成要素的集体法益维度;最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法定犯的前置法律法规,其内涵是国家对个人信息处理者施加的合规义务。因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法定犯而非自然犯。以此为起点,开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代表的法定犯基础理论研究,是未来值得开拓的重要方向。

三重冲击下农业企业如何实现供应链韧性提升?--以温氏为例

面对环境规制、非洲猪瘟疫情与新冠疫情的三重叠加冲击,维护生猪供应链稳定运行、培育生猪供应链韧性是推动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引导养殖户衔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温氏立足“公司+农户”模式的存续与创新,实现了三重冲击下生猪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本文基于纵向时序嵌入式单案例研究法,分析温氏生猪供应链的调整过程,揭示温氏生猪供应链韧性策略的形成机制,以及不同冲击发生期韧性策略间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温氏基于“准备、反应、恢复、适应”四个阶段,构建了生猪供应链韧性策略;强化“公司+农户”模式合作紧密性以提升供应链整合强度,是供应链延伸发展后经济产出提升的基础;多重冲击的叠加能够促进温氏生猪供应链双元性能力的形成,前一冲击发生期“适应阶段”的生猪供应链韧性策略,在延续至下一冲击发生期的同时,也为下一冲击发生期“恢复阶段”韧性策略的实施奠定基础;同时,特定制度因素会促进或阻碍关键资源向生猪供应链韧性的转变,也会促进或阻碍供应链韧性对生猪供给分布与供给总量的作用过程。据此,本文提出缓解生猪供应链韧性重要约束,基于“公司+农户”模式继续推动生猪供应链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

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标准应当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协调。在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方面,应站在体系化的角度全面进行分析,可参考《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二分法”的分类方式,并运用“概括+列举”式的规定,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在限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方面,应对“国家有关规定”作限缩解释,仅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在认定行为方式内容方面,应及时调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内容,将更具社会危害性的合法获取个人信息后非法使用的行为,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方式内容之中。

公民体育权利法律化是体育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民体育权利的本质就是公民体育权利区别于公民其他法学权利的的基本属性。公民体育权利由应有权利走向法定权利是体育权利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体育权利的内在要求。就体育法律关系而言,构建公民体育法律关系,保护公民体育权利具有现实可能性,应努力建立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

国外芦荟食用法规与市场管理浅析

芦荟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芦荟食用按照《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在研究国外有关芦荟食用法规和市场管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重点对欧盟及有关国家的芦荟食用相关法规与市场管理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芦荟产业发展的建议,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芦荟产业的规范发展服务。

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宜用禁止性规则

虽然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实际上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采用禁止性规则,二是采用授权性规则,但从理论上分析,宜采用禁止性规则。从宪法学上来讲,禁止性规则符合宪法乃授权于国之法、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控制权力的观念;从立法学上来说,禁止性规则更能表达防范国家权力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解释学上来看,禁止性规则能够消除“宪赋人权”的误解。

食品中植物生长调节剂残留限量标准比较与分析

食品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和限量标准一直广受公众和各方关注。文章总结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 763—2019)中针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相关规定及其变化,就现有最大残留限量(MRL)要求与国内农药产品的登记和应用现状进行了匹配性分析,并与主要的相关国际标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美国、日本和欧盟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中国现行标准覆盖了41.7%已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品种,品种数量远超CAC;2)现有的植物生长调节剂MRL标准基本涵盖了所登记的主要作物,但涉及的食品种类及分类不如欧盟和日本的标准丰富和细致,特别是有关特色小宗作物和动物源性食品的标准尚待提升;3)中国现行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的一致程度尚不够,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作用也不够强。据此,作者提出了完善中国植物生长调节剂MRL标准体系的相关建议,如推动MRL标准制定与农药登记同步,加快与国际标准体系的衔接等。

粮食价格管制中的效率与收入分配研究

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价格政策经历的六次大的转变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农业与非农业利益集团以及政府围绕效率和收入分配所进行的博弈,并潜在地表现为政府对管制政策可能带来的各方利益的变化进行比较和权衡的过程。文章认为,实现效率与收入再分配的最佳配合一直是我国粮食价格管制政策追求的目标。效率目标在1997年之前主要表现为农业为工业提供产品和要素能力,1997年之后则加入了农村工业品市场扩张的内容;公平的目标主要包括城乡收支水平及其相对变化。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探析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作用的途径:一是强化公民参与网络在突发事件预警期"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二是强化社会信任在突发事件救援处置期"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三是强化互惠规范在突发事件缓解和恢复期"监督员"及"指导员"的作用。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宪法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近代宪法是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要通过修宪和宪法解释工作进一步确认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要的基本权利,并通过规范国家权力和加强司法救济等手段来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解释学释义

鉴于频现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现象,致使公民人身、民主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予以修正。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时,应当密切关注三个要件要素:基于法益二元观理论,"公民个人信息"既表征个人法益,也蕴含超个人法益;立足于法秩序一致性原理,"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认定参照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或者一般性规定。至于违法性的判断,应以是否经过公民同意为实质标准;运用罪量因素理论,将"情节严重"认定为不法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对其类型化,包括行为量定的情节严重、危害后果的情节严重以及主观不法的情节严重。因而综合考察信息类别与数量、危害后果和主观目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或危险,成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可行方案。

和谐社会与表达自由、公民权利和利益协调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然而,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矛盾和纷争,因此不存在绝对的“和”,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表达自由的社会,是依法确立并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有效控制社会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有效调节利益冲突或矛盾、控制有序社会之“熵”,才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本。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土地政策和法规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政府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三农"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农民工市民化这一目标不能动摇。现行的土地政策及法规虽然有利于保护耕地和解决"三农"问题,但是却对于农民工落户城镇起到阻碍作用,造成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不彻底性。根据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总体目标,慎重修改相关土地政策和法规,才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上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新闻的社会规制

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新闻赋予了公民更多的表达与批评等权利。与此同时,因缺乏规制,公民新闻肆意、过度地使用新闻自由,导致危害层出不穷。所以,公民新闻需要在新闻自由和社会规制的平衡中健康发展,以遵守法律为前提,根据新媒体特点完善法律法规,提高公民基本媒介素养,并且以技术管理作为保护盾。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对策的思考

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数量迅猛增长,其经济价值显现的同时也面临被侵犯甚至引发犯罪的风险。面对当前公民个人信息受侵害的现实性与严峻性,以及相关法律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局限性,为了避免因侵害公民个人信息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刑事立法对其进行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刑法在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时,存在对公民个人信息界定困难、犯罪主观层面设置不合理、犯罪行为类型概括不全面和对“情节严重”认定粗糙等问题,导致部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难以得到刑法规制,影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为了进一步完善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拓展个人信息犯罪的主观层面、延伸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类型、对“情节严重”标准予以明确。

“民生主义”实践与近代上海民食调配(1946—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上海实行民食调配政策,希望在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保障市民基本的吃饭问题,稳住政权的群众基础。该政策的推行尽管没有能够挽救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终败落,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安定社会、稳定经济的作用。通过对这一举措的研究,可以透视出国民党政权试图在“民生主义”话语下实行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干预与扩张。该政策实施的成败得失也给共产党政权解决粮食问题以重要经验和教训。

冲突与媾和:规范警察权刍议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为保障公民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应以法治的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构建。

“双碳”目标视野下公民责任研究

“双碳”目标的提出,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任务。消费者个人产生的碳排放量逐渐增长,是当今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公民的碳排放行为进行约束。为应对“双碳”目标下我国公民责任的要求,我国应当多维度促进公民碳减排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同时注重建立法律规制与道德规范的双重协调机制,将公民碳减排责任纳入社会规范中,促进公民碳排放责任意识的培养与提升。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论政务公开与公民参与

随着对外开放、国内建设与改革的发展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推进,政务公开与公民参与日益成为政治民主和行政民主的重要内容。"政务公开与公民参与"早已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性的语言,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了诸多支撑:不仅有关公民参与的法律法规得到了明确,相关公示制度和有效的反方机制得到了建立,而且公民已经逐渐参与到政策制定、行政计划、行政立法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了把公民参与体制推向更高的高度,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政务公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