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法的法权构造及其体系展开

能源法的核心范畴界定较为模糊,亟待澄清。基于能源权利与能源权力的交互性、能源公益与能源私益的均衡性、能源监管与能源市场的协调性等需求考量,法权可作为能源法的核心范畴。能源法法权结构可从本体论、运行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予以构造,形成体系化安排。本体论上,应以公民能源权利与国家能源权力的交互为基础,强调公民能源权作为法权结构的逻辑起点、以落脚为能源普遍服务的能源权力作为法权结构的基本保障;运行论上,应以能源合同作为法权结构运行的具体承载;价值论上,应以能源正义作为法权结构价值的最终目的。由此,可仰仗能源法的法权结构构筑能源法学体系。

图书馆开展公众科学分类标注项目设计系统综述与循证实践建议

文章关注公众科学分类标注项目,运用系统综述方法,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筛选出45篇文献作为证据来源,并根据EBLIP证据等级模型为证据进行评级,进而提出公众科学分类标注项目设计建议,即合理设置任务粒度,平衡数据质量与参与难度;适当设置“不知道”选项,平衡数据质量与分类效率;加入游戏化元素,提升参与过程的趣味性;广泛招募公众,重视但不能依赖“超级参与者”;设置物质和精神激励,吸引公众加入并持续参与;采用通俗语言而非专业术语,关注非正式沟通渠道;提供教程指导,发挥科普作用;设置分类标注次数阈值,平衡数据质量和项目进度;以算法汇总参与者共识,获得最终分类结果。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逐渐确立。《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对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进行了分散式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尚不完善。当前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研究较为初步,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两分来构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以期破除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相关难题。其中,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系监察证据能力规则的核心;而监察证据证明力规则包括对传来监察证据的限制规则、实物监察证据的鉴真规则、监察证据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等。

生态公民的内涵及其培育

生态公民意味着不同区域、不同代际的公民依据各自所享有的"生态足迹"的界限,公正分配彼此的生态权利与义务。关系性思维(世界观),生态权利本位和义务意识是其根本特征。因此,生态公民教育必须着力于培养学生具有以"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重点是对生态权利的发展性和公共性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同时,在生态义务方面,应该以在明确个体与他者的内在利益关联的基础上,坚守生态义务的法律底线,明确生态义务的联合主体并具有节制的美德。

和谐社会公民责任研究

和谐社会公民责任重大,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通过分析公民社会的公民责任与国家责任、公民权利的关系,提出做宪政公民,不断提高公民和德、道德等素质。同时创造以人为本,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完善教育体系等外部条件,促进和谐社会形成,最终有利于公民。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宪法义务比较研究

由于对传统义务本位的深恶痛绝,研究义务特别是宪法义务被看作是"屈服国家"或"过时的思想"。宪法学界普遍认识到人性与失察权力结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人性与失范权利结合可能产生的后果关注较少,造成了宪法义务研究阙如的事实。世界多数国家宪法都有公民义务的规定,鉴于此,我们在对156部宪法中义务内容与结构进行量化比较的基础上尝试做出一些结论和预测。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既是实体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伦理的意义。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所行使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因此,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的。

试论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和公民社会本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由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未真正形成,这使得国人的公民意识一直很缺乏。市场经济的运行带来了公民社会的形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公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时代呼唤着公民意识,培养公民意识有两个着力点:一是提高公民个体的素质,一是建设公正的社会环境。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依据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20年初达成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在原告和权利人证明部分相关事实后,法律就推定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同时被告具有不当行为。这一制度安排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但也不合理地加重了弱势被告的负担,会产生过高的社会成本。决策者应当接受民事诉讼领域主流理论的指引,坚持让商业秘密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重申合理的证明标准,为权利人履行举证义务提供更具体的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符合中国长远产业利益的合理的商业秘密诉讼制度。

法官澄清义务研究

法官澄清义务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以法官的积极作为为表现形式。澄清义务由法官对辩方的诉讼关照义务、对控方一定的释明权、法官庭上积极的查证责任，以及庭外调查取证责任组成。在我国现阶段研究澄清义务，有助于体现审判中心主义原则，扭转法官在庭审中不合理的倾向性，提高简易程序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保证法官变更诉讼罪名的合理性。未来澄清义务将强调协助性和补充性，淡化义务色彩，成为对被告权利的有力保障。我国法官履行澄清义务应作为检察机关履行证明责任的补充手段，在不改变原证据构造的前提下对存疑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法官应积极履行关照义务，特别是基本权利告知义务。辩方申请法官收集对己有利的证据，能够证明证据存在并提供取证线索的，法官应尽量允许。增加法官庭外调查言词证据的手段，强化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配合法官取证的义务。

公民主体性及其培育

公民具有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公民教育就是要培育具有主体性的公民和公民的主体人格。权利和义务是公民主体性的外在表现,人格是公民主体性的内在特征,也是公民主体性的根本,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自由意识。公民主体性的培育,必须基于时代的呼唤和现实社会基础,要认识到公民主体意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现代社会也为个人主体成长提供了空间。学校是公民教育实践的重要领域,但学校公民教育不是单一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而是整个教育的一种范型。未来的公民教育要走向现代公民教育,需要确立公民主体教育哲学观,以公民权利与法治教育为重点,引导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做"公民,健全公民主体教育的社会保障制度。

论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依据

夫妻共同债务构成的依据主要有"用途论"和"时间论"的区别:"用途论"主要以《婚姻法》第41条为司法依据,指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间论"主要以《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为司法依据,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推定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时间论"对债权人的保护建立在可能侵害举债人配偶权利的基础上,从而可能会使婚姻诚信受到威胁,使人们对婚姻产生恐惧,不利于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细胞的健康稳定;"用途论"的目的在于维护婚姻共同生活关系,如果能够有效平衡债权人、举债人、举债人配偶之间的利益关系,则是值得坚持的法律制度。

举证责任倒置与临床实践中证据的思考

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患双方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也使医学与法律产生了碰撞 ,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既要为患者服务又要做到每个临床决策都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正确认识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和掌握在临床实践中遵循证据的方法以避免陷入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中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中刑事证据规则的构建属于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均为制度构建的规范依据。在证据范围方面,应遵循“宽进严出”的规则,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过程中收集的材料均作为刑事证据出示;在证据收集方面,应遵循“就高不就低”的规则,提高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取证的法治水平;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应以监察改革为契机,推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并建立有效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构造的反思与调整

为了回应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新需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对实施了近18年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了全面的修改,其中一大亮点便是书证提出命令制度。证据新规在原先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针对书证提出命令的申请条件、审查程序、书证提出义务范围以及不服从书证提出命令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补充。在承认证据新规显有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对现行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视。基于对现行制度的分析和反思,可以从增列法律关系书证、对案外人课以书证提出义务、缓和书证特定义务以及设立书证提出拒绝权等维度对我国目前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作出适当调整,以此有效均衡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能力并有助于案件事实的解明。

书证提出命令程序性制裁理论检视——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切入

书证作为"证据之王",贯穿民事诉讼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程序始终。以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为典型的现代型诉讼中,当事人非对称性所导致的证据分布非均衡性,使书证结构性偏在现象愈发严重,证明妨碍行为呈现普遍化。作为准实体性程序裁决的书证提出命令程序框架存在着诸多理论困惑与制度空白,导致实践中书证提出命令存在适用率低、准许率低、救济缺失、尺度不一等诸多制度失灵问题和司法适用困境。书证提出命令的理论基础在于事案解明义务理论、经典证明责任理论及程序性制裁理论之融贯,应将程序性制裁理论引入书证提出命令程序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中,以诚信原则作为逻辑原点和价值导向,科学构建准实体性程序裁决的全新研究范式。

第三人之文书提出义务初探

第三人将其所执之文书提出于法院乃其对法院所负之公法上义务,且为限定的公法义务。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第三人文书提出义务之应有范围及适用程序,最后还阐析了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之应有效果及制裁。

对行政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理论探讨

行政诉讼为督促行政诉讼当事人及时举证而引入证据失权制度,但证据失权在行政诉讼中并没有存在的制度根基。行政诉讼当事人及时举证,从性质上说是属于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的协力义务,而当事人逾期举证是违反协力义务的行为,必须要从协力义务违反的效果理论出发,构建对当事人逾期举证的惩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