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有序:沦陷初期晋南乡村中的武装与抵抗——以《郝星久日记》为视角

日本侵占晋南后,引起了乡村社会既有秩序的变动。在日军统治的缝隙之中,国民党军队及晋南地方武装坚持抵抗,乡村中出现了多支武装共存的局面。陷于各方武装之间的本地民众,苦于日军的残暴,一方面希望抵抗武装打击日军,另一方面忧惧日军施以报复。各方武装有着合作抗敌的举动,但相互的生存竞争削弱了对敌抵抗的效能。在战争、暴行与混乱的交织下,沦陷地区民众生活倍加苦难。区别于敌后的国民党武装,八路军在民众中留下了抗战爱民的良好印象。国共敌后武装在民众心目中的迥异形象,正是两党各自抗战路线的真实写照。

基于云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的云平台军民融合创新方案评价研究

为了客观地评价云平台下军民融合创新方案,考虑到各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信息随机性的问题,本文从创新环境、创新管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方面分析了影响军民融合创新的关键因素,构建出云平台军民融合创新方案的评价体系,并采用云模型法来表示评价信息以实现定性信息与定量值间的转换。运用熵值法和DEMATEL法来计算上述评价信息的综合权重,同时根据云的距离测度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确定了各个融合方案与理想方案的相似度。最后通过实例对不同融合方案进行分析,并将其结果与精确数值方法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方法的正确性及有效性,说明此方法可以为决策者选择创新方案提供参考价值,并能为军民融合创新方案的评价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

按行自抑:崛起国何以战略收缩

作为积蓄自身实力、缓解外部安全压力的战略手段,战略收缩成为部分崛起国的主要选择,但崛起国出现战略收缩现象却缺少相应的理论逻辑解释。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秩序更迭时期霸权国战略收缩以应对崛起国挑战,而忽视了崛起国在崛起时期选择有限战略收缩的现实。基于战略手段调整时序、战略资源分配以及战略目标修订等维度辨析,本文将扩张与收缩等战略选项相联结,并通过能力与意愿两种内部政治逻辑考察俾斯麦德国与北宋统一初期的两个战略收缩案例,两者在存在相当程度的外部收益预期下,基于国内政治逻辑选择战略收缩,从而延缓、甚至避免了霸权国与崛起国秩序之战的出现。探究崛起国在大国竞争中维持自身战略定力存在内部政治机理,有助于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大变局下的崛起国战略选择。

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与埃及穆巴拉克时期的军政关系

军队在共和国时代的埃及国内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埃及历任总统大多拥有军队服役背景,但埃及历届总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可靠。与前两任总统纳赛尔和萨达特任期内部分处于战争状态不同,埃及在穆巴拉克时期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时代,政府控制军队的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认为,防政变策略是执政者追求稳定军政关系的重要手段,主要分为融合型和隔离型两类,且该策略在社会危机期间对维护军队忠诚度的效果存在局限性。穆巴拉克执政时期主要采用了融合型防政变策略,其手段表现在退休军官的政府任职、退休军官的公共部门任职和对现职军官直接给予现金支付等三个方面。这些融合型防政变策略也导致了埃及军队的商业化和防守化,并最终使得该策略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逐渐失效。

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土耳其军政关系探析

土耳其的军政关系在中东国家具有典型性,历史上曾四次成功地干预政治,在扮演了政治稳定器和监护作用之后,最终还政于文官政府,这是土耳其军政关系的独特之处。就现实图景和未来走向而言,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实现了文官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土耳其军政关系已经发生了完全的逆转。然而,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该问题。一方面,土耳其军队干预政治的制度环境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该国军政关系短期内发生逆转和军人干政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若是考虑到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土耳其军政关系的“钟摆现象”和动态平衡依然会存在。

商韩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基于军政关系理论的视野

先秦时期战争频仍,战争成为统治者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理论课题。先秦诸子无不试图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消弭战争的军政关系理论,他们从道义或功利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阐发。商鞅、韩非将政治看成是为军事服务的工具,这一军政关系理论视角,对于重新审视商韩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商韩主张通过耕战、赏罚等强制化的政治秩序构建方式,将民众纳入农耕与战争的轨道,其目的是激发民众的全部潜力,为政权在战争中取胜提供力量。商韩的军政关系理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获得了成功,这种一切旨在推动军事实力提升的政治主张,成为了秦大一统国家形成的直接理论支持。

义务与职业之间:以色列“人民军队”模式及其变革

基于义务兵役制度及预备役制度的实行,以色列国防军被视作“人民军队”且具有特殊地位,在以色列军政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安全环境、经济压力、社会思潮、科学技术发展等因素影响,以色列国防军日渐处于以色列政治舞台与社会舆论的中心,“人民军队”模式开始面临挑战并受到质疑。以色列国防军“人民军队”模式的改革涉及兵役项目、兵役时长及兵役人群等三个维度。由于不同改革维度中所涉行动者不同、互动方式不一,这一模式整体变革进度出现不同步性和不协调性,变革中的专业化与精英化要快于社会化,“人民军队”的原有结构不再稳定,出现义务兵役与预备役群体缩小、常备军规模扩大的趋势,旧有军政互动模式面临危机。以色列的兵役制度虽未经历断裂式的大幅度改革,却在不断进行渐进式的调整,为研究兵役制度的发展与走向提供了新的视角。

军政关系视角下当代中东地区军队干政问题

军政关系、军教关系和军民关系是当代中东军事政治学研究的三大领域。按军队与政治的互动形态,当前中东地区的军政关系可分为军政协调型、军政平衡型、军强政弱型、军弱政强型和军政碎片型五类,每种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影响,但争夺权力是共性特征。中东地区军队干政表现为“军”与“政”两大集团之间的一组张力,其实质是权力博弈。军队干政的程度与范围因军政关系而异,既具有军事现代化背景下“军政分离、政在军上”的普遍性,也存在因军队干政而呈现的“军政互嵌”的特点;既因为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差异性而呈现出多种形式,也在不同环境中不断调整与演变,朝着“文官掌军”和“军官掌政”双向发展。中东地区多国一系列军队干政的形态变迁表明,在中东国家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民主程序的推进、军人阶层的地位、军政权力博弈的态势以及社会民众的预期,是影响中东地区军队干政的重要因素。

军政关系视角下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基于美泰、美菲安全合作的比较研究

当前,美国在对华竞争的大战略背景下,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推动东南亚地区安全结构持续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具有内部差异性,虽同为美国的盟国,但泰国和菲律宾与美安全合作却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军政关系的视角,探讨国家内部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形成的不同关系模式及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泰国,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形成竞争性关系模式,军人集团的战略注意力集中于国内威胁,使得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内视性,从而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拉开距离,美泰安全合作发展缓慢。而在菲律宾,军人集团与文官集团形成了合作性关系模式,在“主观文官控制”下的政治交易基础上,军人集团上层追随总统的外交政策以表达政治支持、换取利益回报,加剧了不同总统之间对美安全合作的摇摆,而军人集团下层基于与美国的历史制度性联系,在实践层面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得菲对美安全合作在摇摆中又呈现不断深化向前的整体趋势。军人集团以及不同军政关系不仅影响美对华竞争战略在不同东南亚国家展开的进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复杂的影响,对中国外交以及地区和平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课题。

心理契约、合作满意度与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网络稳定性

军民融合技术创新网络是由核心军工企业主导的,具有其特殊性。采用在陕西省的调查问卷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心理契约及合作满意度对网络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军工企业与网络成员间的心理契约包括交易型、关系型和发展型三个维度;核心军工企业与网络成员间心理契约的履行程度和合作满意度与网络稳定性显著正相关,交易型心理契约的履行程度与合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合作满意度对心理契约与网络稳定性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在军民融合技术创新过程中,要关注心理契约对网络稳定性的影响,尤其要提高交易型心理契约的履约质量,提升各方合作满意度,以保障网络的稳定运行及技术创新的实现。

科学统筹军民融合军事物流建设的八大关系

推动军事物流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科学统筹军民融合军事物流建设的共性与个性、借鉴与创新、当前需要与长远发展、务实与务虚、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平时与战时、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安全保密与公开透明八大关系,使军民融合的军事物流建设充分体现平战一体的思想,具备"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功能,有效保障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物资需要。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北洋时期军权政治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

民国初期,辛亥革命后形成了多头军权政治。多头军权政治的私有性、封建性、好战性、低下的政治制度化能力等特征对国家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阻碍了国家现代性的成长,革命党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因此而流产,国家形态表现出过渡性、复合性等特征。

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

"政党领军"模式,是决定20世纪中国体制架构的富有特色的基本模式.它创自孙中山与南方革命党人的黄埔建军,经由中共开展武装斗争、实践"党枪原则"而得到完善发展.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与政治稳定

埃及军人干政事件,从经济学视角看源于埃及国家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军人在政治资源的原初性分配中成为首要受益者,他们长期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实现收益最大化。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文武关系经历了一党专政下的军人政权和总统制下军人与技术官僚共享政治权力这两个时期。军人威权政府曾经维护了埃及的民族独立,有力推动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但军人干政与威权统治潜藏着巨大的制度隐患与政治风险。埃及共和国时代的政治实践表明,确立民主型文武关系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需要从埃及历史与现实出发,通过各方利益群体的和解,努力打破制度变迁过程中军人干政的路径依赖怪圈。

缅甸民主转型的政治困局探析

缅甸民主转型的不稳定状态不仅影响着缅甸的政治发展,也使得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面临考验。由于缅甸军方对政治权力主导地位的追求、民主转型中制度建设的缓慢和效率不显、种族不平等突出和公民社会建构不成熟,使得缅甸的民主转型陷入政治困局。缅甸民主转型政治困局根源在于缅甸军方与民盟之间的妥协存有变数、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文化尚未成熟,以及缅甸内部民族宗教关系并不和谐。缅甸民主转型的突破应聚焦于争取党派间的力量平衡,优化政府治理体系;完善民主制度建设,提升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减少社会内部冲突发生,构建超民族的国家认同等可选路径,才有可能使缅甸摆脱民主转型的政治困局,巩固民主政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反恐时代的美国军事制度改革——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到罗伯特·盖茨

九一一事件以后,面对风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小布什政府开启了一个军事制度改革的时代。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罗伯特?盖茨持续不断地推动美国军事制度的改革,试图满足美国反恐战争的要求。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期间,积极推动美军转变军事学说,改革美军组织结构和国防部的制度形式,调整军政关系,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另外,美国还广泛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大力推动网络中心战。盖茨就任国防部长后,致力于处理拉姆斯菲尔德遗留的问题,继续推动美国的军事制度改革。他推动美国军事力量的再平衡,调整陆军的官僚体制,革新陆军文化,改革国防部的商业模式,并针对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念。尽管在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的军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阻力,但是其改革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制度,影响到未来美国军事制度变革的趋势。

美国军事政治学的缘起及其冷战后的新发展

美国对军事政治关系的系统研究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的。冷战时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主题基本确定下来。冷战后军事政治关系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中国对军事政治关系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则刚刚起步。

埃及军政关系的历史演变与转型(1952~2011)

埃及现代共和国由军队发动革命而建立,这导致了军队在埃及政治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埃及军队的“超国家”地位还源于中东地区的军事文化和国家建构历程。尽管如此,埃及军队在共和国历史中也经历了政治地位的起伏。本文回顾了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军政关系的特点,分别体现为一体化、专业化和庇护主义式的军政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埃及军政关系历史演变的动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