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限制案件范围 改革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理性的诉讼参与者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应当具有合理的预期。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可以提高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更能为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一系列痼疾的有效手段。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问题与对策

在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的推动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备受青睐。但由于刑、民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均不重视,相关立法相当粗疏,导致该制度实际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功能发挥。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存在种种差异,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改革趋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而从被告人处获得经济赔偿,借以慰藉其身心所受伤害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指导思想模糊不清、立法内容粗疏和原则、司法解释有违法理,结果导致了诸多理论冲突和司法实践难题。为此,重新认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和缺陷,在借鉴国外立法例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逐步实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剥离出来,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构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有制度,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立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论反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反诉是民事诉讼中特有的制度,具有减少矛盾判决,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本质上也属于民事诉讼,理应允许反诉的适用。然而,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程序内容、诉讼观念、程序运作以及诉讼法律关系方面与纯粹的民事诉讼不同,允许附带民事诉讼被告提起反诉会造成扰乱私法秩序、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保护以及拖延诉讼等不利后果,因此反诉不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

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解构

刑诉法解释第88条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并在其它条文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该起诉条件做了具体的规定。笔者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及理论话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进行具体的解构,并对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随着对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的深入研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文章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范围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方面予以论述。

论中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调适

在世界范围内,因刑事犯罪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有三种程序立法模式,但以独立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刑事犯罪行为的民事赔偿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趋势。中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给被害人带来了一定程序"便利"的同时,两种诉讼在同一程序中并列运行的内在矛盾冲突也显而易见,这既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刑事被告人的程序利益,进而影响程序正义的实现。避免这种冲突的有效途径就是将附带民事赔偿部分从刑事诉讼程序中分立出来,而非彼此妥协。

浅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及其诉讼价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 ,研究和认识其诉讼特点与诉讼价值 ,有利于健全、完善刑事诉讼法制 。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对策

由于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执法条件、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以致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修订完善相关法律解释。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观点聚讼与辨正——对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牛某某性侵未成年人案”作为新《刑诉法解释》实施后的首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案,围绕新《刑诉法解释》中“一般不予受理”的理解与实际适用问题出现了诸多争议。对此,应当谨慎判断何为违反立法原意。允许“例外”符合法教义学对“一般”的解释,进而,应当从其他法律中去探索对“例外情形”的理解。未成年人司法是司法改革的先行者,未成年被害人具有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特殊被害内涵等特征,就《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要求而言,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整体例外”,具有破局性的意义。

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民刑交叉案件始终是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已推行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改革多年,对于该问题仍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解决方案。究其原因,在于知识产权本身具有公私复合的权利属性,以及知识产权部门法和刑法的竞合规定,造成了无论是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的审判模式,都存在相应弊端,这两种模式对公正审判和效率提升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把握最高人民法院《九民纪要》《商业秘密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的精神,探索一种“民刑并举”的全新模式。在准确把握民刑交叉案件“同一事实”界定标准的情况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类型化适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审判模式,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并允许在知识产权刑事诉讼程序中附带处理民事赔偿争议事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确定与程序的完善

对被害人的范围 ,应限定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被害人死亡的 ,其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共同致害人”的范围 ,应包括不构成犯罪的共同侵害人 ;对“民事赔偿责任人”的范围 ,应包括实施犯罪行为、造成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完善应包括 :立案审查程序的完善 ;庭前准备程序的完善。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取消和刑损赔偿诉讼的构建

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构造上与公正、效率价值的冲突已表明其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刑民合一的审理方式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更进一步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推向被取消的境地。对比之下的刑民分离式才是未来应当被采取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论证独立的刑损赔偿诉讼构建的合理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则是论文的创新点所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不一致,适用出现不平等,不利于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公平的待遇,损害了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诉前财产保全的规则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附带民事诉讼,正式确立了诉前财产保全规则,进一步实现了与民事诉讼规则的衔接。但是与此同时,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的能力不足以及获得附带民事判决支持的有限性、刑事审前程序的特殊构造,以及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特殊要求等问题。因此,未来附带民事诉讼诉前财产保全规则的完善,应当强化侦控机关的协助,使诉前保全担保多样化,以公权信赖进行诉前保全责任区分,并强化对被告人的程序救济。

基于大数据样本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重构经验与逻辑

吸收自前苏联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经过多年的本土化发展之后,逐渐具备了助力解决我国司法实践问题的中国特色。通过大数据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被过度透支的现象,其不仅被扩张适用于精神损害赔偿领域,还影响辐射至普通民事诉讼中,严重地背离了该项制度的预设目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底层逻辑是以程序正义换取诉讼效率,其功能是在保障实体正义的基础上提升诉讼效率,而非兼顾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正确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就必须明确其系简化的民事程序的本质,并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遵守"因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害"这项立法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