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视野下合同诈骗罪裁判路径探究——以179份无罪判决为样本

通过对179份合同诈骗罪无罪判决书的合同类型、合同事由、签订合同主观动机、判决认定为无罪的理由以及无罪事由中无法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原因等特征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刑民交叉案件裁判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从实体上提炼出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关键要素,从行为人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履行合同的行为、获得财物后处置方式、合同不能履行后行为人的态度四个方面剖析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维度,再从犯罪金额的认定方面进行阐述,提出公共秩序下刑民交叉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司法认定路径。

契约抑或侵权:诈骗犯罪所涉合同的请求权基础重构

以契约作为诈骗行为的请求权基础,导致合同效力评价缺少民法依据支撑、实务观点混乱。诈骗犯罪成立与合同有效或者可撤销的结论之间存在逻辑悖论。现代民法通常将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与侵权法上的欺诈加以区别,诈骗所涉合同不存在履行利益,没有履约的必要,合同诈骗受害人损失的是固有利益,故请求权基础应当回归侵权,从而消除民刑评价过度背离的现象。涉及关联第三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可以根据不同情形确定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论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及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表现为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的双方或一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等 ;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无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还是所侵犯的客体及其权利属性都有不同。

“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

针对“一物多卖”等合同纠纷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在认可合同效力的同时扩大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合同诈骗罪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识别上的偏差,也是对民事主体自由支配民事权利的抑制。慎重选择民事或刑事程序解决“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的刑民交叉案件纠纷,可以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为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法律规范调整机能方面的功能。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比较

在现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事欺诈行为及合同诈骗犯罪也有日益增多之趋势。由于二者在行为、手段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如何正确区分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本文在准确界定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行为的基础上,以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为切入点,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二者有所裨益。

论合同诈骗罪及其他合同违法行为

文章通过对合同诈骗罪等三种合同违法行为的分析,特别是对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比较,有助于在合同法理论与实践中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三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违法行为,为依法处理合同民事经济纠纷、制裁合同行政违法行为与打击利用合同进行刑事犯罪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法律性质

证券欺诈行为人因从事欺诈行为给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对于证券欺诈民事责任性质的认定,学说界却存在一定的分歧,大体有三种观点,即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和独立责任说。文章认为将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试析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以一起林权转让纠纷为例

从一起林权转让纠纷的定性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含义、特征,分析二者的区别,即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在主观目的、客观表现、数额要求、法律责任等方面不同,指出执法实践中特别应注意审查欺诈行为人主体资格是否属实,弄清欺诈行为人客观上有无实际履约能力,查清欺诈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行为,核实行为人不履行合同的原因,查明行为人资金和财务流向等问题。

论合同诈骗罪与民事合同欺诈之界限

区分刑法中合同诈骗罪与民商事活动中的合同欺诈行为对当事人、司法部门及社会公众皆有重要意义。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方面主要体现在行为人欺诈程度、方式不同。

合同诈骗与表见代理交叉案件的民事责任承担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表见代理与合同诈骗能否并存的争议依旧十分激烈,不同的法院也往往会作出不同的认定,在责任承担的分配方面也有不同。对于该争议,宜将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区分开来,坚持“民刑并行”的方针,在考量被代理人过错的基础上,权衡各方利益,使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分别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

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界定——兼探讨与诈骗罪在合同上之区分

对于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内容与形式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基于历史、体系、目的等解释方法,合同诈骗行为应当发生在市场经济活动即商事领域中;基于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分别对应于商事与民事领域,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属于商事合同;在合同内涵上,立足于商事活动的主体专业性、活动外观性以及营利性,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仅包括《合同法》《担保法》及其他法律解释中体现商事活动特点的合同;在合同形式上,基于口头合同便于提高商事效率以及与现行法律相符合的特点,具备商事合同特点的口头合同也包括在合同诈骗罪所指的合同之中。

合同诈骗中“双重诈骗行为”的定性和处理

近年来,合同诈骗犯罪中出现了"双重诈骗"的特殊类型。行为人实施一个合同诈骗行为后,利用该行为取得的财物进行了第二次诈骗行为,从形式上看前行为和后行为属于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对于此类型犯罪,学界和实务界没有形成统一的处理意见,导致同案不同罚的结果。对于此类型案件,如数罪并罚,量刑过重。应当将前一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由刑法进行规制,而后一行为定性为民事欺诈,由民法所调整,只按照合同诈骗罪一罪处理。

论一房二卖中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房二卖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区别不明显。在认定过程中,应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及刑罚谦抑性的要求,先考察出卖人的客观行为是否符合合同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再考察出卖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综合予以评定。出卖人一房二卖构成合同诈骗罪时,存在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应分别依据民法规范及刑法规范处理。此外,房管部门应完善信息公开方式以预防一房二卖及其犯罪。

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被犯罪行为人利用,以骗取他人财物,而且扰乱市场秩序的合同。它是刑法意义上的合同,是以财产为内容的、体现了合同当事人之间财产关系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合同的外延包括大部分存在于市场活动中的民事合同、劳动合同,口头形式等非书面形式合同也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行政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涉嫌诈骗合同效力的司法认定及其处理路径——基于法解释学的解构

在司法实践中,将涉嫌刑事犯罪的合同直接认定为无效的案例屡见不鲜,其中尤以涉嫌诈骗类犯罪的合同最为常见。梳理1998年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判决可以发现,审判中将该类合同认定为当然无效的主要依据是《合同法》第52条第(3)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第(5)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然而,不同法院在解读和适用以上法条时存在差异。以此为研究对象,本文以法解释学为方法,通过对相关法条进行释义可知,涉嫌诈骗类犯罪的合同并不符合合同当然无效的情形,将其认定为可撤销合同更具有法律和社会效果上的正当性。

以权利外观获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

以权利外观获取他人财物的案件存在三方关系,即行为人、受骗人与受害人三方。在其行为定性上,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侵占类犯罪与诈骗类犯罪的争议。侵占类犯罪说认为,该行为是违反受害人意志非法占有其财物,因此构成侵占类犯罪。诈骗类犯罪说,该行为是欺骗他人而获得财物且造成损失,符合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产生这些争议的原因是违法性判断基准不同。违法一元论认为违法性的判断是统一的,因此针对同一事实,部门法必须做出相同的违法性判断。违法多元论认为,不同部门法可以依据其目的做出不同的违法性判断。在违法性判断基准上应该选择违法多元论。违法多元论符合部门法差异性目的的需求,也没有违反法秩序统一原则。因此,在以权利外观获取他人财物行为定性问题上,民法表见代理等信赖保护利益制度的成立并不影响刑法的判断结论,也不会出现由于诈骗类犯罪的判断结论而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新型三角诈骗也为其提供理论模型,因此可以考虑将其定为诈骗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