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实务的非均衡性研究

在对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的司法实务,包括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的基本情况、申请认可的裁判文书种类、法院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等进行系统考察后可以发现,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实务呈现较法律规定更明显的非均衡性:内地人民法院展现了较法律规定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法律规定模糊、存有较大裁量空间的事项,采取或限缩或扩张解释,对认可人民法院裁判秉持严格和保守立场。非均衡性的根本成因在于两岸互信失衡和目标相异,台湾地区司法人员立场纠偏和内地司法品质持续提升是可能的矫正路径。

民事判决执行和解的现状与规范

民事判决执行和解是执行程序中发挥当事人自由处分权,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要制度,其具有一定的实体和程序作用。但由于我国现行民事判决执行和解制度存在不足,使得民事判决执行和解的实现存在一定的障碍,影响了执行和解制度作用的发挥。基于此,需要明确执行和解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对执行和解的次数和期限进行适当规范和限制,建立法院审查机制,通过引入债务人异议之诉和建立违反执行和解协议惩罚机制,进一步完善救济制度,切实发挥执行和解制度的作用。

《民法典》第229条(法律文书导致物权变动)诉讼评注

《民法典》除以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为要件,还包含程序要素。“程序构成要件→实体权利配置”的规范构造既呈现于《民事诉讼法》,也出现在《民法典》中。《民法典》第229条是实体/程序交错的典型例证。无论是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还是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均体现出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公权力对物权秩序的介入,对此应坚持谦抑性原则。征收决定导致物权变动之标准时应充分考虑补偿到位。法律文书范围的厘清亦应贯彻谦抑性,即在法律文书的三大类别与三个层次的体系定位后,将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限定为形成性文书。在“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请求人民法院分割”等形成诉权典型表述的基础上,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法律文书应考虑公示公信原则和第三人权益保护的实体内核,参酌虚假诉讼之程序规制,坚持以法院形成判决为原则,避免虚假诉讼/仲裁对民事法律关系造成不可逆的消极影响。

民事诉讼诉讼标的基础论

诉讼标的是民事诉讼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与研习难点。应辨析诉讼标的与理论上抽象的民事之诉、当事人具体追求的诉讼请求与对应事实上发生的诉讼程序的诉讼三个概念的差别。围绕诉讼标的的诉讼法问题主要是诉讼标的的概念和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同时诉讼标的理论也与诉的系属、合并、变更和既判力等更具体的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实体请求权竞合的情形是适用诉讼标的理论的典型案件,需要了解旧实体法说、诉讼法说和新实体法说这三种代表性学说,其分别以实体法或者诉讼法上的因素作为识别诉讼标的数量的标准,但也都分别存在理论解释不周延或者不清晰的问题。在我国现行法上,司法解释中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和新的事实的认定是三个关键问题,解决实务问题时也需要考虑配套制度的协同。最后,博智案是近年来最高法院参与处理诉讼标的问题的系列案,其体现了诉讼法说的观点,更值得我们作为进一步观察的样本。

民事执行根据问题探究

执行根据是法院实施强制执行的根据,是执行正当性的基础。虽然执行根据在执行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执行根据的讨论和研究依然还有较大的空间,也存在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在执行根据的一般基础性认识方面,执行根据的形成方式与审执分离原则的贯彻程度密切相关,执行根据有效是执行程序有效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也构成执行机关行使解释权的基础。判决成为执行根据的主要条件包括判决确定且终局、判决具有执行力,判决的执行力与既判力在主客观范围上基本一致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存在差异。仲裁裁决在法理上不能独立成为执行根据,我国应当设置司法审查确认程序完善仲裁裁决的执行制度。公证债权文书作为执行根据的法理依据在于强制执行的契约或承诺,由于没有既判力所以需要执行证书对执行力的证明和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研究——基于多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融入方式与释法说理的恰当结合,仍需持续深入的研究。基于《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具体要求,通过对多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发现妥善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恰当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综合权衡价值导向的选择、正确对待社会公众的评价是裁判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此外,还应关注释法说理内容的结构安排,有序整合思维内容与表达形式。

《海牙判决公约》非实质性审查条款:起源、缺陷与完善

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第4条第2款规定的非实质性审查条款,是该公约的基础条款,与公约所追求的便利外国民商事判决流通的理念相契合。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障碍,各国对非实质审查的概念存在分歧,公约关于非实质性审查的事项范围模糊以及非实质性审查启动方式单一等都对非实质性审查条款的适用产生阻碍。基于此,厘定非实质审查概念,廓清非实质性审查事项范围和构建新型的多元启动方式,以期完善非实质性审查条款的相关规定。

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规则

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是刑民交叉诉讼中最为典型的程序性难题之一。对于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民事诉讼中效力的法律属性,我国学界有特殊既判力、预决力、免证效力、争点排除、证明效力等多种学说。既有学说对效力的范围、对象和强度的理解虽有不同,但均强调立法者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基础上平衡个案正义与司法效率。生态环境案件的复杂性和科学性特征,使得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牵连性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问题更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8条沿袭了我国立法上的“免证效力”规则,其内容过于粗糙,易导致实践困境。基于生态损害民事诉讼的特殊性,环境刑事判决已确认事实在生态损害民事诉讼中的效力规则建构应当趋向体系化和精细化。

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批判——以援引言论自由条款的案件为例

我国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条件任意主义特征,主要表现为:法院对当事人的宪法权利主张视而不见、对援引宪法的条件避而不谈,以及对援引宪法的功能差异混沌不分。民事裁判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造成弱化宪法权威、背离法的安定性、威胁私法自治和权利保护不足的后果。民事裁判援引宪法的条件任意主义具有规范和理论层面的深层根源,规范根源在于宪法关于调整领域规定的普遍性和司法解释中缺乏援引宪法条件的规定;理论根源在于宪法母法观和宪法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回归宪法的公法属性,限定宪法客观价值辐射具有国家公共性和社会公共性的法律领域范围,明确援引宪法的国家公权力条件、社会公权力条件和公共利益条件的具体条件类型,是走出援引宪法条件任意主义误区的有效路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援引宪法规范部分,应增加援引条件规范,将案件涉及公权力或者公共利益确定为援引宪法的条件内容。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价值、根据与立法完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作为具有比法院内部监督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监督力度,以及更能取信于民的权力,不仅有利于保证执行公正、制约"执行乱",以及在我国的执行实践中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法律上、中国宪政体制上,以及国家司法权力配置上的根据。对于这种权力,基于我国民事执行的现实需要,应当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

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276份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转化为法律语词,构成了民法的基础规范。对裁判文书统计分析表明,核心价值观在民事裁判说理中的适用呈现逐年递增、区域级差、层级下移以及简易程序适用、独任制适用、家事案例适用等特点。通过类型化分析发现,适用方式有单独适用和复合适用,适用功能有价值宣示、教育说教、补强说理和说理依据。规范缺失导致适用方式混乱、功能定位不清,甚至出现裁判说理向核心价值观这类一般条款逃逸的问题。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正当性源于法律与政治的双向塑造、核心价值观的法律规范转化以及裁判说理中凝聚价值共识的客观需求。在适用过程中,只有坚持依据次序化、目的解释明晰化和语言修辞通俗化,通过裁判说理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才能使核心价值观条款助益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文书说理中的运用与规制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是法院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司法政治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司法裁判引领公序良俗价值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善意文明之柔性价值,可以弥补司法刚性规则面对纷繁复杂现实的天然不足;司法反复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理论证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与丰富的过程。目前司法实践在运用核心价值观说理论证时,失之于粗、浅、宽,无论准度、精度、深度都存在诸多问题,亟须明确核心价值观说理的一般原则,准确把握核心价值观说理的准度、空间以及限度,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司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引领作用。

论我国民事判决补正裁定制度的细化

民事判决始终可能出错,需要通过补正裁定制度更正其中的形式错误。在《民诉解释》出台后,我国仍应进一步完善补正裁定制度,避免实践中的滥用。德国法上对形式错误的补正分别针对显然错误和事实部分错误,在程序上前者可由原先判决的法院或者上诉法院随时依职权补正,后者只能由判决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申请补正。与德国制度大致相同,美国法和日本法也规定了判决错误补正制度。我国补正裁定制度应注意上述两种形式错误补正程序的差异。错误显然性应作为判决可以补正的标准,也要考虑补正便利和司法效率。补正裁定制度未来也应适用于案件诉讼经过记录中的错误。

论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之不足及其完善——以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为视角

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三款增加了民事诉讼第三人的一种权利救济方式——第三人撤销之诉,旨在进一步对第三人的权利进行保障。但由于只有一条简单的法律规定,没有具体的程序与配套制度,对于案件依何种审理程序进行审理问题、原裁判文书是否中止执行、它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重合关系如何协调等问题均未提及,这不仅令法官无法操作、也让律师实务界感到困惑,这一规定在实际审判工作中难以达到立法者预期的效果。同时考虑到第三人撤销之诉对已决判决的既判力的冲击与影响,必须慎重建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审理程序与适用条件。

中美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互惠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依据。然而,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司法体系的不同,互惠关系的认定在具体案件中存在诸多问题。2017年6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在中国首次承认并执行美国法院民事判决,该案与2011 年3 月美国法院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金钱给付判决的案件一起形成中美之间相互承认民商事金钱给付判决的完整“回合”。尽管如此,中美之间适用互惠原则的司法实践仍然是单边的,现有案例仍然存在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厘清。

一篇中国民事一审判决书的修辞结构分析

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RST）用于描述语言使用的结构，尤其是书面语篇的语篇结构。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看，修辞结构理论是一种用来描述语篇织体（texture）的语篇意义分析模式，一种体现语篇元功能的语义结构。另一方面，修辞结构理论是旨在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的功能性语篇结构理论。文章认为，（1）作者的交际意图与决定语篇元功能的情景语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2）情景语境与语篇的修辞结构之间也存在一种功能关系。文章以一篇民事判决书为材料，通过分析其情景语境，运用修辞结构理论的描述框架，对其修辞结构作出描述和阐释。

成文法的局限性与法官的司法对策——以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为视角

成文法的出现,是人类追求法律安全价值的努力,近代的法典法是将安全价值追求到底的尝试,历史证伪了成文法万能的思想。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被人类所认识,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民法基本原则作为解释准则、法律补充规则的功能早已为学者公认,对其能否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则存在不同看法。原则的直接司法适用,是更高层次的“依法审判”,是法官在法律秩序框架内的创造性司法。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论证了民法基本原则直接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司法过程中法官应遵循的程序作业和实体考量的建议。

行政裁决纠纷的诉讼选择

在解决行政裁决纠纷应采用何种诉讼这个问题上,我国的相关规定并不统一。相关立法的真正意图难以分辨,似乎只是权宜之计。行政行为的效力、裁决机关的态度、行政裁决的准司法性等命题都不足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理论支点。必须立足于行政裁决纠纷的圆满解决,从原点出发重新审视问题。所谓的"一并解决"倾向似属庸人自扰,而所谓的"裁判不一致"多属误解。当前最佳方案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各归其位。只有科学合理地设定行政裁决,行政裁决纠纷的诉讼选择问题才会彻底得到解决。

判决的补正探析

判决的补正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由于立法的欠缺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意见难以统一;为此,对判决补正的概念和条件、判决补正程序的启动、判决补正的权限、判决补正的期限及判决补正的效力等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完善判决有关规定的立法以及规范司法实务操作。

法院的职能分工与民事判决书

从我国现行不同审级法院的职能混同和民事判决书改革存在的弊端出发,探讨法院之间纠纷解决到规则之治的职能分工与民事判决书改革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审级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应与之相对应的裁判事项、阶段性的诉讼目的和预期受众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