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契机与路径

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既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又是世界上唯一实现5000年连续发展未曾中断过的文明体。中华法系是世界公认的五大法系之一,是法治文明具有标识意义的重要概念。中华法系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和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要素化复兴是新时代中华法系复兴嬗变的方向,中华法系孕育了良法善治的多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肇始于中华法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的新中华法系。中国式现代化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具有强大韧性和适应性。改革开放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关键是破除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迷信,既不能用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来套解中国式现代化,也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来束缚今天的现代化实践,要努力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达到一个更新的境界。构建现代中华法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是:强化当代人复兴中华法系的文化使命与担当,建构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进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民用航空法定义及其法律体系再审视

将民用航空法定义为调整民用航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定义应包含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民用航空法仅指以民用航空法或以相关航空专业命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广义而言,是指调整因民用航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狭义的航空法定义以及航空活动所涉及的其他法律规范中调整民航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规范的集合)。与之相对应的民用航空法律体系也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区别。广义民航法律体系,既包括传统的航空法律体系,也包括调整民航活动的其他主要法律规范。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设想及其展开

生态文明促进法是关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蕴含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立法。生态文明促进法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合理期待,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使生态文明观内化于社会机体。生态文明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凸显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价值,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引领整部立法的结构布局和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促进法的法律制度要与基本原则相互呼应,与既有政策相互协调,既要体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对现行成熟的制度进行整合和完善;又要注重制度的体系化建设,使制度之间互相衔接,提升制度体系的自洽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空引力、规范动力与实践应力——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基本语境

传统中华法系虽然由于原有的制度损毁,进而成了“死法系”,但是随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构建新中华法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时空引力、规范动力和实践应力。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代法治建设成就”“传统优秀法治文化”“国外有益法治成果”吸引到一起,建构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历史渊源”和“有益补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守正创新,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根本信念,以及“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论,回答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向哪走”和“怎么走”的问题;通过强调“坚持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部应力建设,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外部应力保证,使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遭遇其他法系的竞合之时,获得了重要保证。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正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力量之源。

《民法典》解释论视野下商事担保的规制进路构建

《民法典》构建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沿袭“民商合一”的一体规制立场,致使其商事元素与“大民事概念”统摄的统一民事担保制度难以协调。立法层面的法律漏洞引起司法层面裁判思维单一、标准混乱、制度障碍等问题,不利于商事金融的发展创新。基于目前现状及惯性原理,商事担保规制问题的解决宜通过典外的法律适用途径解决。解释论进路以商法思维为认知脉络,超越商事担保裁判中的民法逻辑,通过利益衡量、价值判断影响法律适用全程。以法律解释为媒介,构筑以法律文本、事实构造、制度体系为框架的逻辑分析体系能实现商法思维、法律规范、商事担保实践的有效协调。实践中,以实体性法律文本为基础,程序性论证分析体系为外在形式,发挥能动司法的法律续造作用,有利于解决商事担保的规制问题。

两大法系环境刑法重大问题的比较与借鉴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运用刑事法律手段对环境犯罪加以制裁成为各国共识。由于历史文化与法律发展进程不同,两大法系国家的环境刑法亦有差异,但其宏观上仍有共通之处。我国环境的刑法保护起步较晚,法律规定有相当缺漏。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典型国家有关环境刑法的若干问题分析研究,希望对我国环境刑法的发展与完善有所裨益。

论我国民法典形成之时总则编之调整

我国《民法总则》在立法技术上未严格遵守"提取公因式"的规范,在内容上未能满足"普遍适用性"的要求,在我国民法典形成之时对其进行适当调整不仅有较大的空间,而且时间也允许。应当按照民法典编纂目标任务的要求,尽最大努力,确保法典的体系性和科学性。应当将我国《民法总则》中那些对分则编和单行法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定调整出总则编,回归其本位;整合我国《民法总则》第五章和第八章相关内容,设"民事权利取得、行使与保护"章,完善民事权利救济制度;修改有违法理、逻辑、不合体系、内容重复或缺漏等不协调的条文,力求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

和谐视域中的中国民用航空法观照——以民航法律体系的完善为视角

民航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当前中国民航法律体系存在着冲突、缺失等不和谐因素,与民航法律体系所追求的和谐价值目标相悖。在和谐理念的指引下完善中国民航法律体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传统民事习惯及观念与移植民法的本土化改良

今日中国民事法,基本上是一个移植而来的体系。民法移植,早在清末就开始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深化。清末民国的民法移植,以移植西方两大法系特别是大陆法系民法为主,也象征性地保留了一些传统民事习惯。为制定新民法,清末民国官方进行过大规模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清末民法典的亲属编、继承编起草,就是交给深谙传统的"礼学馆"负责主稿。在这样的努力下,形成了《大清民律草案》以及由此升华而成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法制(从苏区法制到抗日根据地法制)和新中国法制,也都是移植法制,只不过是与前者分道扬镳的法律移植:一方面全面移植苏联革命法制,否定西方两大法系;另一方面高举反传统大旗,将传统民事习惯视为封建余毒。在"废除六法全书"六十多年过后,再回头看这两种法律移植路线及其利弊得失,我们难免喟然三叹。在制定民法典已经再次提上立法日程的今天,重新反省近现代中国法律移植特别是民商法移植的两条路线,重新思考亟待以民法典调整的本土民事问题暨民法典本土使命,重新考察现今民商事法主要规范的本土根基或土壤问题,寻求移植民商事法制与民族传统习惯之间的调适之方,乃为法律史学人无可旁贷之责任。

法典化的早期史

“法典化”是近代以来出现于英美法系之外的大陆法系及其他各国法治建设的一场运动,即使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英美法系也在这一场运动中逐步向大陆法系靠拢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典化运动开始降温,并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以民法典的编纂、实施为契机,是否将“法典化”推向其他部门法域,也在中国法律界引起了热议从法典化的早期史可以得知,古代世界五大法律文明都有曾经编纂成文法律的历史,尤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不仅出现了成文法律、出现了法典和法典化运动,而且其水准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成为近代以后法、德等大陆法系各国法典和法典化的基础人类法典化的早期史证明,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

法律经济学的普通法语境及其在大陆法系背景下的应用前景

在法律经济学的引入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实用推广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经济学的普通法语境有关,即一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法哲学指导下的、法官能够发挥更大创造作用和法律体系的形式理性并非非常严格的环境是有利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的。但是,另一方面,法律经济学在大陆法系的制度背景下仍然有非常广阔的实用前景,因为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思维不是法律人实务操作活动的全部。在立法、纠纷解决的利益估算、充分实现个案中的矫正正义以及在疑难案件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等方面,法律经济分析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维度和启示——兼与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比较

在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第一原则,其始于程序法上的明文规定,并逐渐延展至刑法实体上的严格遵守和践行。从抽象的法治层面看,英美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以自由法治为基础,重视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和消极功能。从更具象的微观层面分析,英美国家基于判例法制度,以具体的判例辅以不断增加的成文法规范,限制刑事司法权和立法权,保障刑法本身的合法性和保障人权。实践中通过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严格正当程序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由法治维度。与之相较,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是以实体法,即以刑法典为核心和统帅对具体罪和罚进行法定,重视形式之维而赋予规范绝对命令性,约束的仅仅是刑事司法。实践中通过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积极功能维护绝对规范隐含的秩序。但跨法系沙文主义和跨时间沙文主义的言说,常以大陆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面相为准据,导致对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忽略。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罪刑法定原则,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既约束司法亦约束立法,且通过严格程序使刑法本身置于合法性审查之下,这更符合法治国思想。英美法系罪刑法定原则的法治国思想、人权保障和宪政思维,是纠正缺乏宪政思维和法治精神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不良实像的重要参照。

刑法的调整对象

刑法有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一直是国内外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界和法学界通说都认为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但是,如果刑法真的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的话,区别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依据主要在于调整手段的不同的话,那么,为什么调整同样的社会关系要用不同的调整手段呢?是否完全只能靠立法者来决定什么是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这样又怎么能够防止立法者可能产生的误差呢?因此,刑法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研究刑法的调整对象只能从刑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区别中来界定,而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区别就在于刑法调整的是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即刑法的调整对象是破坏法律制度的行为。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物权法占有制度探析

我国古代素来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所以我国古代既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更别谈现代《物权法》意义上的占有制度了。其实,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占有制度的零星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之中,将其从中挖掘出来,加以系统的整理,不仅能找出我国古代的固有民法,还能得出许多有益的规律,同时对丰富我国现有的《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的内容也大有裨益。

案例教学法及其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法在国外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对培养学生能力和提高学生素质有效的教学方法,我国虽然引进时间不长,但在大学法学教育中已引起了普遍重视。本文从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作用和局限性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旨在能对这种新型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实践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生态文明的法律确认:困境与出路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超越。生态文明与作为社会控制主要手段的法律具有密切的联系,实现生态文明必须首先完成生态文明的法律确认。当前,生态文明法律确认面临着诸多困境,但其本质在于中国正处于法治化进程之中。因而,环境法律制度唯有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法治现实,生态文明的法律确认才能走出困境。其具体路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均有体现。

民族风俗习惯与民事法制建设

民族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事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各民族风俗习惯在我国民事立法、司法、民事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培育方面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发挥民族风俗习惯在民事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克服它的消极作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事法制的正确做法。

法人制度与民法人格权编的体系构建

人格权编的构建是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焦点之一 ,学者们对此也是见仁见智。为促成人格权立法的突破 ,本文没有沿袭学者们的惯常思路 ,而是从全新的视角将人格权与作为民事主体制度重要内容的法人制度相联系 ,分析法人民事主体地位的取得及其人格权利的确立对构建民法人格权体系的影响 。

法制视角下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未来发展研究

十八大以来,法治文明和法制体系建设是我国未来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和重要环节之一。当前,构建一个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公共服务法制系统势在必行,通过体系的完善来解决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若以上症状不能及时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我国未来体育公共服务事业的法制化进程。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法制体系的建设不够完善。将法治的核心理念融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领域中,通过加强法律的宣传、加快立法、加大执法力度等措施,加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法制水平,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公共服务法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服务体系。在法制视角下对未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学术研究,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在未来体系规划、政策和法治文明建设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与帮助;促进我国体育法治文明进一步提升,为我国的体育科学、体育教育、体育法学、体育产业等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