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内在逻辑:以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为中心

中华法治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探索自我治理的经验与智慧的理性沉淀。中国古代制度演进与法典沿革的轨迹表征着中华法治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法治文明连续演进的历程展现了法制发展在因袭传统基础上兴革损益的进取精神,展现了各民族法律制度、法典体系与法治观念不断融合的大一统传统,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开放包容接纳域外法治文化、兼收并蓄吸收多元宗教文化、开放平等对待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展现了法制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睦、国与国和平的秩序理念,从而进一步表征了中华法治文明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与之具有一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必将站在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持续创造人类法治文明新形态。

生态环境概念法典化及现代化适用

环境法典之所以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除了因为实务工作中“生态环境”的使用频率较高以外,更是其蕴含了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合理的学科价值,但作为环境立法的基本概念,“生态环境”一词包含的内容宽泛,缺乏论证导致其概念存在模糊。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理念的指导下,《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对“生态环境”内涵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深刻的要求,因而在法典的编纂问题上提出了内容非汇总、人民为本质的深刻要求。“生态环境”概念的现代化发展是拥有坚定的政治基础与强大的理论武装的理论成果,是法典化过程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同时满足了适度法典化的编纂要求,更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目标、新任务的明确体现,是探索“生态环境”概念及其现代化发展是编纂法典的必经之路。

中国环境软法治理的法治思考与优化路径

环境治理现代化对完善环境规范体系提出了新的拓展要求,于是中国环境法在实施中涌现出大量的软法规范。环境软法的存在有其特定的时代诉求,包括传统向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单一向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的拓展,环境硬法向外部治理工具的延伸,以及国际环境软法对中国智慧的日渐依赖。基于颁布主体之不同,环境软法可分为国家规制型、行业规制型和社会规制型3种类型。实践表明,中国环境软法的不同面向在引领立法、灵活实施及包容式参与方面确立了其在环境规范体系中的独特功能价值。然而,环境硬法的“不硬”导致软法侵蚀硬法,适用随意性较大,实施效力不足,以及软硬法不协调等问题的出现,致使环境软法陷入实施困境。基于此,中国环境软法治理应遵循现代法治的诉求,从约束效能、形成机制、实施机制和软硬法协调共治4个方面予以针对性优化,真正实现环境软法的良法善治。

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在民法典中的践行

2020年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我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重要使命就是保障人民权益,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依靠人民开门立法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民法典的立法思想和制度安排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民法典的具体制度设计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不仅是我国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法典实施的指导思想。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构建西藏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工作,注重空间资源的生态价值和保护修复。“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这是从战略目标层面提出的新要求,是完善空间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调节器,其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下,新时代西藏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必须坚持新理念和新原则,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尊重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规划国土空间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推动系统治理、协同治理,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民法学教学融合之思考

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融入各法学专业课程是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基于价值体系的高度契合,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民法学教学的融合有着天然的优势。而要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民法学教学的有机融合,需要遵循课堂教学规律和课程应有的整体性和体系化,并在此前提下通过因事而化创新课程内容设计来实现;通过因时而进融德于法、容情于法、融理于法等创新教学方法来实现;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和社会资源创新课堂教学形式因势而新完善教学手段来实现。同时要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做到“学透”融合点、“讲清”融合点、“讲活”融合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生态法的指引

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大趋势之下,现行亟待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调整传统环境法“以人为中心”理念的偏差,改善我国生态立法呈现出的碎片化、分散化现状,大力倡导制定一部以生态法命名的基本法,并将它提升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提供行动指南,也为治理生态问题过程中的执法、司法保驾护航。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课程内容体系的优化研究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针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课程内容存在的教学内容庞杂、理论结构脉络不清、缺乏思政元素融入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学的理念和方式等问题,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优化重组为总论、分论两大部分共6个板块。总论部分包括环境、环境问题、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理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形成与演变等基础性理论知识一个板块;分论部分在原有环境污染防治法和专项资源保护法的基础上共优化为5个板块。结合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内容与特点,对课程思政元素的选取及如何恰当融入到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系统设计。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与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相结合,以价值论、方法论及法治思维方式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论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理论深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最终目标,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政治原则,为建设现代化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实现良法善治提供根本遵循。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贯彻到环境法治的各阶段,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境法治实践完善综合治理法治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我国生态法治建设逻辑与经验分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不断拓新,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进程基本同步。随着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融合,进而在法治轨道上探寻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工作的历史发展逻辑与体系构建逻辑,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思路,对于完善生态法治建设理论、优化现有法治结构、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也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渠道。

法律上的人

法律上平等、完整人格的产生 ,以近代民法中自然人制度的确立为标志。古典自然法学说为自然人制度和现代法治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构架 ,罗马法则为自然人的权利和权利实现方式提供了精湛的法技术。公民是自然人从事公共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活动的资格 ,法人则是自然人实现结社自由权利的制度形式 ,是近。

梁启超与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管窥

民权思想是政治法律思想史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近现代宪政体制的理论基石之一。梁启超主要是从民权与君权关系的角度来强调"人人有自主之权"的必要性,其立意在于伸张民权而限制君权,进而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中江兆民的民权思想则直接与自由平等观念相连,强调政府的职能在于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和增进人民的福祉,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的民主思想更加相通。

论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

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民法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对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体现了世界民法社会本位的新思潮;其继承清末变法修律的传统,凸显了西方民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民事习惯进一步磨合的价值追求。

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路径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总是相互矛盾而又统一的。基于对生态伦理学的理解,联系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破坏中的水生态、生物生态以及土地生态的问题,再通过比较分析域内外刑法调整生态环境问题的历程,突出刑法作为法律保护的最后防线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刑法对生态环境破坏的规制,符合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要指引以及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能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而且还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的需要。为此,在综合考量生态伦理的情况下,提出刑事立法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刑事立法态度与确立生态法益在刑法中的独立地位三步并进的刑法保护新路径。

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法治视阈下长江江豚保护区建设研究

长江江豚是长江流域的标志性物种之一,属于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思想偏差和历史欠账,一些地方对江豚保护一直重视不够,江豚保护区建设更是严重滞后。近年来,不断披露的江豚保护区建设问题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加强长江江豚保护刻不容缓,加强长江江豚保护区建设刻不容缓。依法推进江豚保护和江豚保护区建设是当前走出困境的唯一选项。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自足与互助:以环境法典为中心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新时代"和"百年变局"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理念科学、视野宏大的理论体系。首先,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构建具有自足性:在理论创新层面,汲取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和法治观;在问题应对层面,破解当下"四大赤字"危机并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核心的中国方案;在全球视野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提出未来全球伦理观。其次,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功能表达具有互助性:二者互为价值观指引、互为方法论支撑,并共同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后,在形式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理思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实质理性层面,环境法典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体系性、系统性、整体性方法和"生命共同体"理念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环境法典不仅通过适度法典化的路径实现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的体系性、结构内容的开放性、逻辑关联的自恰性,还通过"总则+分则"的立法技术支撑实现制度编排的合理性、程序运转的流畅性、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因此,环境法典是最优承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的集大成者。

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关系解析

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建设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都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将新型的理性观念贯穿始终。生态文明建设是充实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理论领域推动了法治观念的更新,使法治建设更加尊重和遵守客观规律;在实践领域凸显了生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并提高了法律的质量。法治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在理念层面树立法治思维,审视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在制度层面构建制度体系,规范和调整生态文明建设;在方法层面运用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融合而成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亮点和特色之一。

民法典起草实用主义思路下的“债法总则”立法模式研究

中国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最后阶段应该采用实用主义思路。取消"债"的概念在立法和实务上均不具有可能性,未来民法典必须规定债法一般性规则。应该采取小而简的"债法总则"内容主体模式,规定债的四种主要发生原因和民事责任竞合规则;以连带责任取代连带债务,并规定统一的分摊请求权与追偿请求权;集中列举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不规定债的优先性规则。实质意义上的"债法总则"不一定需要通过形式意义上的"债法总则"来实现立法。"三分债编"模式不具有立法可能性。应该注重立法程序对民法典起草的影响,建议将《民法通则》第五章与第六章未被现行法取代部分合并为"债与责任"章,并以此作为未来法典化的基础。

民法本位研究创新构思

有必要对民法本位、价值、原则等,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人性、理论、实定法等层面做一系统研究,打通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民法元理论或民法哲学的体系基础。对民法本位及价值和原则进行个别的和联系的多层面研究,于民法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立法实践上看,编制民法典,当先定好民法的本位及由其决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以之为前提,来架构民法典的体系,定出具体规范。于适法和守法实践来看,了解民法本位及其与民法价值和原则的多层面密切关系,把握民法的宗旨和精神,更能准确执法,自觉地透过民法精神规约民事行为。历时与共时、理论与实践多元综合分析研究民法本位及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