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即对后者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前者。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和较广泛的诉讼权利 ,但在立法上还存有缺憾即仍不及被告人。要依法保障被害人的人权 ,在认识保障其权利必要性的同时 。

检察机关代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正当性研究——以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犯罪为范例的考察

对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都不能代替民事赔偿。在侵害国家或社会利益的犯罪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单位或管理部门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或社会利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根据是检察机关享有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不得对侵害公民私人权益的行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

由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问题的立法不统一,常导致纠纷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意愿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文章指出,基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开展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活动具有理论可行性;通过构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激励机制、明确调解案件范围、灵活把握调解成立条件、加强对调解结果关联被追诉者刑罚待遇的理由说明等,以增强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前置的现实可行性。

刑事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并审的程序展开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私益诉讼的合并审理面临着制度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将两者的并审程序展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实体要件方面,以"民事法律关系同一种类"作为基本识别标准,并结合"同一事实上的原因"之标准,能够确定刑事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可以形成普通共同诉讼。在诉讼效能方面,刑事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审,能够更快更优地实现私益赔偿,推动《民法典》污染环境与生态破坏责任的落实。在程序建构方面,应坚持刑事公诉的主体地位,合并后的附带民事公私益诉讼应以共通事实和个别事实为标准分阶段审理,当私益原告人数众多时,由原告选举代表人参加诉讼。

限制案件范围 改革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理性的诉讼参与者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能够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应当具有合理的预期。限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可以提高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更能为被害人获得损害赔偿提供更多的程序选择,是解决我国现阶段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一系列痼疾的有效手段。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确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立法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然而这一制度的确立则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符合国际上保护人权立法的潮流。因此,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侵犯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势在必行。

反思与重构: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研究——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存在诸多缺陷。应从完善被害人权利实现方式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等方面着手,重构应然状态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

我国碳排放交易法律诉讼问题

碳排放交易中的法律诉讼是应对气候变化诉讼的重要方面,在类型划分上,碳交易诉讼案件涵盖了行政、民事和刑事诉讼全部领域。行政诉讼主要针对配额分配、配额回收补偿以及管理体制等,刑事诉讼则包括了侵权损害与渎职两大类,民事诉讼定位于合同纠纷。碳排放交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型制度工具,相关诉讼案件的增加暴露了规则制定的漏洞以及决策者立法经验的不足,同时对于推动碳排放交易立法进程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在未来我国碳排放交易的法律诉讼应对实践中,推动立法体系的完善、加快司法解释的出台、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便利专家参与是重要的路径选择。

建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刍议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禁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求赔偿,这既与宪法和民事立法相冲突,也给司法实践造成了矛盾与困惑。随着国际范围内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为更好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究

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均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制度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从法律层面上对之加以解决,只有从修改现行立法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质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说

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分立,是法律史学界很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周礼》中关于大司寇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再加上汉儒所做的"争罪曰狱、争财曰讼"的注。然而,由于《周礼》中关于听狱与听讼的不同规定及郑玄的注没有能够得到先秦时期其它典籍的印证;且反映西周时期司法状况的铭文内容也不能表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存在差别。这样一来,依据目前的史料,尚不能证明西周时期在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程序上有质的不同,因而西周时期已经存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分立的说法不能成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失。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与民事制度对精神损害诉讼的不同规定,造成立法不统一。因此,应扩大刑事附事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设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析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犯罪行为致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受害人不能提起赔偿诉讼请求。笔者认为这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修正,并以人格权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给予被害人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设想。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均未做具体规定。这背离了确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初衷 ,对刑事犯罪的被害人也有失公平。文章试图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以期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目的。

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初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历来就存有争议。由于我国相关法律不承认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致使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严重影响了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也不利于树立司法权威。确立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基本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确立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应严格按照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确定附带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赔偿范围等问题。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

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均规定,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不能按照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定获得赔偿。在某些案件中(如在强奸、毁人容貌、侮辱诽谤、诬告陷害、诱骗他人吸食毒品案等),被害人(及其亲属)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难以想象,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之后,对被害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请求权利不予保护,侵害了被害人正当合法的权利,凸显出现行法律在保护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方面的缺憾。我国应通过立法明确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

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法律监督比较研究

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独立于诉讼主体的第三方,基于权力制约原理和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有必要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从单纯的救济扩展到预防、由事后监督扩展到同步监督和事后监督并存;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诉讼当事人,基于对刑事诉讼规律的遵循,有必要重新界定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的内容——建立多元化的侦查监督权模式、实现审判监督职能和控诉职能的逐步分离、使监督内容限定为对法律问题的监督而非对事实认定的监督。

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司法实践中人们往往强调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本文旨在强调从诉讼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应重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参加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与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具备前提条件、一定情形下的程序条件和实质条件,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是财产遭受损失的国家或集体的诉讼代表人。从立法的原意和诉讼原理来看,检察机关在附带民事诉讼方面应当享有处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