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程序构建

基于网络治理的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旨在促进刑民责任承担的有机衔接,实现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体化、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作为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起的新型诉讼制度,其理论逻辑和具体规则尚不完备,立法支持和实践经验均严重不足,应明晰电信网络诈骗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正当性与必要性。同时,厘清案件可诉范围和人民检察院职能定位,以一体化思维疏通管辖难题,以智慧司法赋能协同治理,为司法提供有效的程序框架。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论环境公益诉讼形态的类型化演进

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已从一种道德上的应然及人们已在享受的实然,得到了诸国法律的确认和宣告,上升到了实定法的层面,这是环境公益诉讼得以产生的前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宪法诉讼的形态划分不仅是理论与实践历史演进的产物,也是环境公益诉讼整体类型化的时代趋势。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承担与程序设计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不属于诉讼担当,而属于实体适格问题。为此,立法者应当在实体法律规范中赋予"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的实体请求权。而且,为了避免金钱损害赔偿带来的证明与分配上的困难,以及保证有关组织的独立地位,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内容未来应当限定在"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上;仅例外情形才允许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途径主张"没收不当收益"请求权并上缴基金,这对于纠正市场失灵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了实现高水准的公益保护,我国还有必要增设有关既判力扩张与禁止滥诉的规定。总体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着"预防保护与监督"的功能,其与任意的诉讼担当、代表人诉讼、债权让与等制度共同存在,并分别在实现不确定人群的集合利益、少量确定人群的个体权利、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大规模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小额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领域发挥作用。

民事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张

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属于近年来刚刚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新现象,就整体而言,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必须以重新审视法院的功能为起点,扩展民事诉讼机能。深入分析民事诉讼机能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民事诉讼机能的扩张是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的制度基础,民事公益诉讼呼唤相应的民事诉讼机能。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论——兼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形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前在我国尚处于一种理论界百花齐放,立法上零敲碎打,实务中摸石头过河的初级发展状态。民事诉讼目的论,是在明确诉讼目的之含义和作用的基础上,对民事诉讼的结构安排、制度设计和体系构建进行思考的理论,是诉讼理论中的基本问题,是国家确立诉讼体制和进行诉讼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目的论这一灵魂工具的视角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展开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能够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指明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与法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公众权利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 ,公益诉讼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 ,有必要完善当事人适格理论 ,改进代表人诉讼 。

民事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能寄希望通过单一途径或单一方式来完成和实现,多元的公共利益保护途径是完善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然选择。民事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并籍此保护和捍卫公共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实质在于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诉讼方式或司法渠道。为使保护公益的案件获得畅通的诉讼渠道,确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方法简析

消费者权益是一种分散的、弱小R权益,对其进行司法保护需要建立特别的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了小额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团体诉讼和民事公诉制度,形成了消费者、消费者保护团体和政府共同参与维护消费者权益诉讼的司法保护体系。我们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作法,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

关于“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冷思考

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缺乏理论支持,在法律上也缺乏明确依据,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也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与民事诉讼私法自治的精神及处分原则相违背,亦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理念不相符。检察机关应开辟合法、合理的保护国有资产之途径,督促起诉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才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之发展方向。

转型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制度诉求——民事公诉问题研究

我国在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公共利益被蔑视、弱者权益被凌辱的严重问题,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民事公诉制度是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重要方式,其在中国的复兴,是转型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制度诉求,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我国民事公诉中的公益代表应由检察机关担任,检察机关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地位。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案件范围,以保护公共利益为限。

论公民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虽然中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益诉讼的主体,但学术界对于公民能否成为公益诉讼主体一直存在争议。现行法律规定的公益诉讼主体在实践中存在明显不足:现有主体范围具有局限性;现有诉讼主体缺乏行使诉权的动力;无法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势。通过列举美国和印度的公民诉讼的概况,指出确定中国公民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资格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最后提出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相关程序建议,包括设置前置程序、公民资格审查程序、在符合前述条件下直接起诉、构建多方合作配套机制。

论生态损害索赔的诉讼机制

生态损害的诉讼索赔机制不仅仅是追求实现程序上的正义,而更应当注重实现实体正义。将生态正义的理念运用到生态损害索赔的司法实践之中,以生态正义为基本理念,构建生态损害的索赔诉讼制度。应确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为生态损害索赔诉讼的模式,明确诉讼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及责任和损害事实等的认定标准。

论民政部门的原告资格——一起民事诉讼引发的思考

全国首例为流浪汉维权的案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在我们争执是否应当为流浪汉维权、如何来维权的同时,也对民政部门的原告资格提出了质疑。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应当是和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否则就不具备当事人的资格。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类似于为流浪汉维权的案件越来越多,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这种维护他人利益案件的思考,就民政部门的原告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的公益诉讼发展有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四个法理问题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法理问题,本质上就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之正当性问题。其所涉及的核心命题是检察机关充当民事公益诉讼控诉方的缘由,以及公益性民事侵权需要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理由。对此,可从公益代理人理论、公诉权理论、积极诉讼理论和社会正义理论四个层面作出系统阐述。其中,前两者分别从"谁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之救济"等角度解答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可能性问题;而后两者则从"谁会为公共利益积极诉讼"和"如何有效实现社会正义"等角度解决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必要性问题。

论我国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范围——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分析

原告范围的确定是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设计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该条规定存在着立法体例不科学、列举不恰当及用语不明晰之弊端。由于短期内不可能再次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故在《环境保护法》修正案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并以司法解释明确"机关"、"有关组织"及"环境公共利益"的概念,将是可行的选择。

论我国刑事附带食品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食品民事公益诉讼主要为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这虽然有利于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与刑附民程序规定并不契合,还容易引发制度紊乱。一则与立法规定检察机关为补位主体的定位不符,削弱了社会监督功能;二则检察机关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基础与诉求内容不匹配,赔偿款的处理也存在不当;三则与消费者诉讼机制衔接不足。为回归社会监督的制度本位,应设定刑附民程序和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并完善与消费者诉讼的协同措施。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直接关涉赔偿环境损害的诉讼请求能否实现。在私益和公益诉讼并行的'二元诉讼结构'下,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因缺乏环境权理论支撑,并在微观层面与《环境保护法》中既有规定产生概念相左、主体分化和客体异化的排斥效应,致使尚无与其公益特质相称的适当规定。诉讼时效作用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不存在相对应的基础权利,为契合'二元诉讼结构',采用'公益诉讼请求权'概念,并代替私益诉讼中'知道或应当知道'作为时效起算标准。同时,考虑到权责相称、企业寿命的事实,最终确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时效期间为'公益诉讼请求权产生之日起十年内,最长期限为损害行为终了之日起二十年;如遇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最高法院延长',以兼顾公益和私益间的平衡。

我国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及对策——基于187份典型裁判文书的分析

梳理我国2012年至2020年8月187份典型裁判文书发现:1)我国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存在一审被告败诉率高,上诉再审案件少、危险废物污染、林地破坏与水污染占比较大、被告对环境侵权行为的认定多数无争议、检察机关一审起诉案件占比大且全面胜诉、三类主体提起诉讼的案件数量悬殊的主要特征。2)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运用中面临着原告顺位关系不明确、支持起诉制度规定过于抽象,易发生偏离、案件诉讼时效适用混乱、诉讼前置程序仍存在争议、诉讼费用分担制度不完善,败诉成本较高的障碍。故此,应从厘清并确定原告的顺位关系、匡正支持起诉制度,细化规定、明确规定诉讼时效、阐释诉前程序的法理基础与功能价值,解决其争议以及完善诉讼费用分担制度,降低诉讼成本这几个方面对我国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