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案件中赔偿影响量刑的实证检视及其规范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能对量刑产生影响,回归理论,其是基于刑民一体化思维下对环境法益的确立、特殊预防理论的指引、民刑共治犯罪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原则与恢复性治理模式的有机融合。通过对1528份污染环境案件刑事判决书的实证研究发现,赔偿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空间不足,应对其进行规范约束,赔偿本身的认定与其他金钱类责任容易混淆,赔偿的支付对象不确定及款项用途不明朗。鉴此,应将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相结合,完善赔偿影响量刑的标准,赔偿的认定优先于其他金钱类责任,确立环境公益基金制度,以期进一步规范环境案件赔偿作为量刑要素的适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分析样本

随着民事权利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事立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日益完善,但我国刑事法律却拒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存在。为有效解决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文章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强制猥亵案为切入口,对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提出质疑,继而从历史渊源、制度惯性、思想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就积极构建和持续扩张“一般不予受理”的例外情况进行路径探索。

被性侵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实证研究

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近年来呈现了上升趋势,其给涉案的被性侵的未成年人所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伤害大于同类案件中的成年人,而且是可持续性的。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虽然受害未成年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实践中法院鲜有支持,即使支持,数额也低于民法侵权上的同类赔偿,不足以抚平伤害,也不能起到对犯罪分子的惩罚。鉴于此,我国应当对此类案件建立特殊的规则,增设惩罚性精神损害赔偿,民刑赔偿共存。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寻求利益平衡的途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失导致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到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进一步规范民事赔偿范围,也应将精神损害纳入进来。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局与出路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后来居上,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案件的基本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侧重数量的考核压力和容易办理的特征使其备受基层人民检察院的青睐。我国《民事诉讼法》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法依据,当下应从规范出发型论证转向聚焦于立法权限的法理分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书不应列我国《刑事诉讼法》为法律依据,诉前公告程序必须履行,一审法院必须适用七人陪审合议庭。要破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困境,一方面应把海洋生态环保领域的案件和诉讼标的额超出基层法院管辖上限的案件排除到基层检察院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应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与刑事被告人一致”设定为法院受理的硬性条件。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检视与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试点制度化的结果,但这种强制嵌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存在合法性问题。目前依托《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等规范依据的制度表现出全部的民事诉讼特征。虽然各地检察机关也在不断探索新模式,但基于犯罪行为的关联没能很好展现。除此,该制度从主体、程序和规则三个维度检视均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该制度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完善,大致包括:立法规定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及其受案范围;取消诉前公告程序,明晰调解程序;强化分工配合,完善执行监督体制来突破主体障碍;明确举证责任,完善取证制度及其保障措施;建立基金管理规则等。

理性对待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但目前由于与我国现有理念和传统的冲突,还不适合在我国完全地引入和移植。因此,借鉴和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因素,在现有制度上进行有限的修补,才是现阶段对待刑事和解的理性态度。

在海洋知识产权诉讼中引入仲裁的探讨——以完善被侵权人保护和救济为视角

近年来,因侵犯海洋知识产权而构成犯罪的情形时有发生,被侵权人往往会因行为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而提起民事诉讼,而仲裁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适应国际上"非诉讼解决模式",通过探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本文认为,可以在海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仲裁。

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二元冲突及协调

同一事实所引起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存在一定的重合。这构成了民事诉讼"附带"于刑事诉讼中解决的基础,也使附带民事诉讼呈现出依附性与独立性的二元冲突属性。寻求这两种属性的适当平衡,并且对它们的冲突予以合理协调,是在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在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予以充分重视,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逐渐成为司法保护公益的常态性诉讼形式,是同时实现刑法目的和公益诉讼制度目的的最佳诉讼形式。但是迄今为止,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规范尚属空白,司法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对此也缺乏重视。因此,应当修改《刑事诉讼法》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无需规定诉前公告程序、被告主体不必保持绝对的一致性、案件管辖应当根据"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审判组织不是非要采用7人合议庭制不可、审判顺序应当是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并行交错而不是"先刑后民"等。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质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但由于我国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附带民事诉讼与现代司法理念产生冲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最终应将该制度取消。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检讨——从被害人权利保护角度

由于在制度设计上遵循“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操作实践上均表现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失 ,使得对被害人的个别救济淹没在国家追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从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 ,无疑应该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离开来 。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论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形成于奴隶社会。由于历史阶段不同 ,各国制度不一样 ,各国的法律规定也不相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此都进行了规范 ,但其赔偿范围均限于“物质损失”范围。众所周知 ,某一行为对受害人的损害除了可能造成物质损失外 ,精神损害也可能发生。因此 ,笔者就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原则、数额进行探讨 ,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共商良策 。

打孔盗油犯罪的民事追偿刍议

当前国内打孔盗油犯罪现象突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行为需要刑事处罚和民事追偿并举,对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的同时,又要依法对其开展民事追偿,要求进行民事赔偿,极大地提高其涉油犯罪"成本",以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石油企业和其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针对打孔盗油犯罪展开民事追偿,我国法律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两类,其中附带民事诉讼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不仅节省诉讼费,在某些时候检察院也可以介入起诉。

恢复性司法框架下被害人求偿权研究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求偿权的实现作用有限。借鉴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维护被害人求偿权的立法和实践,并吸取恢复性司法的崭新理念,有助于构建我国被害人获得犯罪损失弥补的新机制。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客观范围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救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损失为根本目的,其客观范围仅限于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给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造成的物质损失。自2018年3月“两高”发布有关检察公益诉讼的解释、确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来,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客观范围造成了困惑。尤其是当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既给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造成物质损失,又同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如何合理划定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客观范围之界限,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曾陆续发布文件对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界限进行规范,但其仅为现阶段降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占比、平衡检察公益诉讼案源结构的权宜之计,并未真正体现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特征,有些条文之间甚至存在冲突。通过研究认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既有重叠,又有分离,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利益属于工具层面的利益形态,公共利益属于价值层面的利益形态。当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仅造成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损失,未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属于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当犯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既造成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损失,又同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争议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保障被害人及其亲属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较为狭窄,止于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并且一般也不予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与我国《民法典》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规定相左。在赔偿范围狭窄的前提之下,部分法院还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裁剪赔偿数额,全然不能体现民事责任恢复性司法的功能,难于重建被破坏的民事社会关系。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应当直接看齐《民法典》,扩大赔偿范围,将精神损害赔偿、“两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