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陕西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集聚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出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复合型污染形态,生态环境治理也出现了区域外溢效应,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进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管辖范围。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地区开展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生动实践,为陕西提供了宝贵经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地域管辖的独立性,在实践中为区域间、流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行政执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抓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理论,经历了“执法必严—严格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阶演进过程,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蕴含的核心要义,可以从“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全面”几个核心概念入手进行系统阐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重要部署,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毫不动摇行政执法的政治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不断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执法类公务员改革背景下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岗位分类与管理体系研究

目的:为了理顺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的岗位分类与管理体制,建立符合其特点的专业行政执法机构岗位职系和管理规范。方法:通过文献回顾在政策层面对卫生监督机构职责、卫生监督机构人员的岗位职责与岗位分类进行了梳理。焦点小组邀请20人参与小组会议讨论,并进行文献回顾,在政策层面对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岗位设置进行讨论、分析、核实,结合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的实际工作情况,总结了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岗位设置的具体分类、结构比例、岗位等级、专业方向与职级等。结果:目前,虽然卫生监督机构的部分职能、职责有所调整,但是公共卫生监督、医疗卫生监督、卫生健康许可、卫生法制稽查、重大活动卫生监督保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主要职能依然清晰。卫生监督机构从事卫生执法工作和部分与执法活动相关的综合业务管理的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比较明确,但对行政后勤等执法辅助岗位的岗位职责、设置比例、晋升机制等尚不明确。结论:因为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性质和人员身份不同,因此管理体制、晋升体制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性质的人员没有统一的管理、晋升体制。应细化不同岗位职责,设置独立、统一的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岗位职级与等级并制定配套的管理机制,实施更为精细的专业化管理,将有利于专业执法机构的人才培养。

《民法典》视野下知识产权合同法律规定的意定主义强化趋势及其影响

《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合同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意定主义强化趋势,这是民法典体系融贯性要求使然,也是当代知识产权法理念、技术、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适应性,对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时代,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际,全面促进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发展。

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特征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家公务员的渎职事件不断发生,并呈上升趋势。为此,日本政府于1999年4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具体规范了公务员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特别职公务员与一般职公务员伦理立法相结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内容细致、可操作性强;在对公务员不当处分的救济程序上体现了《行政程序法》与《国家公务员法》的衔接。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对我国反腐败的立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

尽管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所不同,但是私人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与专门机构的反垄断行政执法相配合的二元机制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反垄断法实施的普遍做法和明显趋势。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确立了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基本依据,涉及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两种实施机制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对未经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认定的涉嫌垄断的行为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法院原则上应予受理。为避免执法资源的浪费,防止行政执法和司法对同样的案件做出不同的裁决,法院在一定的条件下应当中止民事诉讼程序。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序上有赖于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与行政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血缘政治传统下的公务员录用探微

在传统的血缘政治背景下,私人关系和"面子"是妨碍我国历代官员选拔公正性的痼疾,它像一种滤过性的病毒,使我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选拔无一例外地滋生弊端和腐败。即使在我国公务员选拔法制化的今天,公务员录用中的人情化现象仍十分严重。回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员选拔制度,揭示当下法制化条件下公务员录用中存在的问题,诊断其历史顽疾,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制度因素,对于落实公务员选拔录用中的公平、公正原则大有裨益。

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环境“两法”衔接机制

环境"两法"衔接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应有的内容与法治保障。但目前我国环境"两法"衔接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移案程序复杂、证据衔接不畅、检察监督乏力、信息共享低效等突出问题,极可能阻滞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以生态保护优先、生态整体主义、环境协同治理为理论引领,通过实行环保警察制度、规范证据收集和转换、创建由检察机关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明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限度、搭建制度化的信息交互平台以健全环境"两法"衔接机制,提升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能力。

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再定义:教师法修订的核心

明晰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监督高校教师、配置高校教师权利义务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构建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一环。当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将公立中小学教师定性为“国家公职人员”,但却未明确公立高校教师的法律地位。通过考察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的域外理论变迁及国内学说演变,发现高校教师兼具公权与私权双重性质,即一方面需要接受国家的管理,代表国家履行教育职能,另一方面还承担着学术创新的重要职能。为此,我国可借鉴美国公立高校教师的“公务雇员”属性,来定义公立高校教师法律地位,并借此对公立高校教师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进行重构。

论行政处罚制度中的教育措施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乃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由该原则衍生出的教育优先、寓教于罚、以教代罚等子原则构成了行政处罚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行政处罚措施而言,行政教育措施具有程序上的前置性、优位性、过程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人文性、替代性。基于此,“不教而罚”有违程序正当,“罚而不教”有违目的正当,“不罚不教”有违履职正当。为规范行政教育措施,充分发挥其本体性、程序性、目的性价值,有必要在行政处罚制度中进一步明确其理论定位和制度定位,完善其规范建构。

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与借鉴

公务员惩戒制度就是对于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给予行政上的惩罚以示警戒的制度。其本质是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制裁,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惩戒的条件、惩戒的形式、惩戒机关、惩戒程序和不服惩戒的救济。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比较一致的特点有:惩戒条件的概括性、惩戒形式的多样性、惩戒机构的双轨制和惩戒程序的严格性。对我国而言,外国公务员惩戒制度值得借鉴的经验有:公务员惩戒制度应高度规范化;权、责、罚相适应的规则体系是合法惩戒的根本;宽严适中、层次分明的惩戒条件和形式是合理惩戒的重要条件;完备严格的程序是惩戒发生预期作用的保障。

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

文章介绍了日本的行政伦理组织机构、公务员伦理法和公务员伦理规程,总结了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以及日本在反腐倡廉与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对我国的经验与启示。

深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思考

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创新的关键环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日前在深圳市试点实施。其改革的核心在于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实行独立职级序列的分级管理。其中,各项创新举措在着力革除传统人事管理弊端的同时,也在推进中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包括诸如传统"官本位"思想的阻滞、限制跨职交流的失当、制度设计的缺失以及改革附带的负面效应等等。为此,要攻克上述问题,就必须在保证利益总体平衡的原则下修正和优化现有制度;细化、完善相关配套方案;破除"官本位"意识,塑造正确的职业荣誉观;系统谋划并有效消除改革的负面影响,从而最终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格局的成功建构。

论我国考核法制实施中的公务员权利的救济

我国法律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在考核过程中的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制,然而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公务员的相关权利并未得到保障,导致公务员考核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激励公务员依法行政、勤勉履职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我国理论界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将公务员与国家关系定性为"内部关系"。我国应当完善公务员与国家关系理论,重构权利救济机关以保障公务员权利,从而实现"依法治吏"的目的。

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刍议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是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依法治国能否有效进行。目前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与形势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为了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必须通过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建立和完善对公务员评价考核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使公务员真正树立行政法治观念,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论进一步提高公务员队伍法律素质的对策和途径

进一步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法律素质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它需要调动宏观和微观、组织和个人等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整体合力,统筹规划,把握重点,逐步推进。从宏观和组织的角度讲,它需要做好"五五"普法工作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对公务员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公务员学法制度和考试考核制度、建立和完善依法行政责任追究和执法监督等制度、加大对公务员队伍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力度、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管理等;从微观与公务员个体的角度讲,它需要公务员努力学习和充实法律知识、培养健康正确的法治意识和观念、加强依法行政的实践锻炼、善于及时总结依法办事的经验教训、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等。

卫生行政执法中释明问题的探讨

释明是通过解释说明使原本模糊的事项明了化,但目前只在诉讼相关法律规范中有规定,在卫生行政执法中未有涉及。作者通过对释明概念及其在卫生行政执法中必要性的阐述,逐步深入就卫生行政执法中释明的范围和原则及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结合卫生执法工作的实践和特点,就与释明有关的注意事项阐述了独到的见解。

公务员核心素质要求初探

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公共管理的服务者,其素质高低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极大程度地考验着、挑战着公务员的素质,对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紧迫要求。当前公务员胜任工作的诸多素质要求中,核心素质是"以人为本"、依法行政和应急管理。

行政伦理建设:来自日本的经验

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是日本行政伦理事务的专业机构,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和公务员伦理规程是日本重要的行政伦理法典。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在于确立了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重视程序规定和行政伦理法治化,制定了统一的伦理法典。借鉴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我国应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制定完善的行政伦理法规,加强监督,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健全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