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试卷违式问题探析

清代科举制度在承继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自顺治二年恢复乡试起,清廷就开始对科场试卷违式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了相应的科场条例,并将这种严苛而烦琐的制度坚持至科举制终结。清代科场试卷违式可分为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三大类。若有违反者,清廷将通过罚科、黜落、革除功名和降调等手段对涉事士子、官员进行处罚。这就要求应试者在各级别、各场次考试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避免因试卷违式而带来的惩处。故而,平衡乡会试三场考试,而非仅仅“首重头场”,是清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应对策略。

明清州县司法中的人为与讼累——基于《殷韩氏控廖永年等蓄谋罩占案》的分析

明清州县司法体制给涉讼双方造成巨大讼累多系人为的非理性因素造成。诉讼两造采用的虚构、阿谀的“饰词兴讼”诉讼策略只会弄巧成拙,不利于官府查清案件实情,讼师在背后点拨怂恿,使讼民深陷此种虚浮的策略模式中;州县官衙采用的裁剪事实的理断策略只能加剧涉讼的劳命伤财,滞后案件的审理进程,民众的父母官情节则使讼民不愿轻易退出诉讼。帝制下州县理讼体制所形成的巨大讼累促使百姓偏好于简便高效的民间息讼方式。明清州县司法模式中的人为非理性因素缘于官与民之间时空上的疏离以及家族与国家逻辑关系的错乱。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司法有必要适度推行客观化、理性化与普遍化的科层体制,但这又是帝制司法所无法独立完成的变革。

皇明异典:明代军籍豁除考论

明朝法律虽对军户世袭制度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但在长时段实行过程中,形成了皇帝意志下的非时恩霍与一定程度上可供遵循的豁除常例,反映出明代户籍政策实践中的宽容与弹性。明代军籍身份虽整体上给军户家庭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但在是否豁除军籍时,军户往往会权衡利弊;在乞求豁除军籍后,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极大的感激之情。随着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均徭法和条鞭法先后在部分军卫余丁杂役中实行,但正军军役则始终未能实现以银代役。明朝统治者碍于祖制成宪,又因军籍制度兹事体大,故而更多地秉持“补偏救弊”之方,最终阻碍了法制上军籍的废除。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江南女性服饰

明代服饰种类繁多、绚丽多彩,而市井文化的变迁与发展对明代服饰变革有着巨大影响,其中以江南地区女性服饰最为典型。以明代江南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图像分析等方法,探究市井文化的特征,并分析其对江南女性服饰的影响。研究表明:市井文化所具有的商品经济属性、人本主义精神及多元化发展等特征,对明代江南女性在服饰造型、色彩、质料上的奢侈、僭越行为,以及明中后期江南地区掀起的时尚运动都有直接影响,在市井文化推动下江南女性审美趣味更趋多样化,服饰愈加注重装饰性与艺术性。

明清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及其现代价值

明清时期,乡村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态资源压力。乡村社会素有诉诸乡规民约开展自治的历史传统,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也由此生成。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主张协力同办、共育共治资源,公平严切、和谐共享资源,以时节取、严行保护资源,追求人与人团结共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实践路径上,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以一定地域的乡村民众尤其是民众组织或群体为主体,以内部精英为主导与核心,以成员的共同认可、自觉遵守为基础,以官方意志和力量的介入为重要时代特征。当前,乡村生态资源管理规约可以为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地方性传统知识和规则惯习的补充与支撑。

明代会试试经考略

明代科举会试的录取,不仅受到分卷的地域限制,还受到分经录取比例的限制。对明代64科会试1.8万余进士试经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会试对各经的考生人数应有一个基本控制,而会试录取则根据各经考生的人数按一定比例进行,借以保证各经均有相应数量的考生中式。因此,在明代科举的会试中,考生最终的成功与其所属分卷区域以及所习经书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非全由自由竞争而取得。进士习经情况的地区差异,既显示出不同地区士人习经风气的不同,也显示出各个地区在专经考试中的竞争力可能有差异。

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

中国古代 ,国家正式职官的设置止于县 ,县以下没有国家行政。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 ,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传统乡里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地方社会近代化的时代要求 ,各地陆续生成了区乡一级行政。这一期间的区乡行政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清末以来新生的区乡行政 ;二是由清代旧乡地演变而来的区乡行政或准行政。就职能而言 ,前者又可以分为单一职能类型的区乡行政 (教育行政、警察行政和保卫团政 )和职能全面类型的区乡行政 ;后者或系由旧乡地直接转化为新型的区乡行政 ,或系以旧乡地而充当新生区乡行政的下级区划和组织 ,或基本保持着旧乡地的原有性质和职能。就主体性质而言 ,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还存在着“自治”行政与“官治”行政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大多具有常设机构 ,其行政人员一般按法定程序任职并具有职业化的公职身份 ,大多具有建立在法定公共财政或公共收入基础之上的经费制度 ,承担着地方社会的各种现代性行政职能 ,因此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性质。但同时在各方面也仍然带有传统色彩。

明清河北进士时空分布之刍议

河北省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中心,为君主辇毂之地,全国首善之区。明清之际,河北科举业绩显著,尤其至清代,河北成为科举大省,科举名额位居各省之前。河北除地理位置重要外,本身具有很多特点:它身处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文化底蕴深厚,独具特色;它幅员辽阔,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表现突出,所以河北明清进士时空分布具有很强的区域特征。

官年与限年——兼与陈长文兄商榷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一文在引用文献时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对科道官选拔限年的判断有失准确,万历五年科道选拔的上限是45岁,而不是38岁。该文所谓庶吉士选拔"限年之例始于嘉靖末年"的推断也不够准确,相关文献表明,至少在天顺初期就有限年的规定。明代官年现象除了减年之外,还存在增年现象,这与明代选拔科道官时对年龄既有上限也有下限的规定相吻合。庶吉士选拔年轻化倾向与官员致仕无俸禄的现实,是导致明代士人减年入试的直接原因。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明清采木

明清时期奢侈之风兴盛,朝廷采办大量木材用于薪炭、造船、建筑以及家具。木材采办主要分布于四川、湖广、浙江等地,采伐后经过陆运、水运两种形式将木材从产地运送到京城,并储存在木厂之中。由于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在运输和贮藏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浪费。重点研究木材运输、贮藏过程及其特点,认为这一时期朝廷的采木超出了生态和社会的承受能力,不利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循环。

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

在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等科举文献中,皆存在程度不等的官年现象。嘉靖以后,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普遍且近乎公开化,虚报年龄者越来越多,虚报的年岁越来越大,至明末而流于糜烂。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继承了历史上的官年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嘉靖以后选拔翰林院庶吉士、科道官限年制度的直接影响。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承:筚篥在中国——明代以来霸州胜芳镇音乐会渊源考

河北廊坊霸州胜芳镇闻名遐迩的南音乐会,是冀中传统音乐文化笙管乐的代表之一。源自西亚波斯,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筚篥,经历千余年的流变,成为胜芳镇音乐会主奏乐器——管子。筚篥见证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发展传承进程,管子蕴含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外文明交融的鲜明特色。从丝绸之路文化视野探讨胜芳现象,论证胜芳镇兴起于明代,揭示来自域外的筚篥向管子的中国本土化重大转折——材质的变化也发生在明代,可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外文明交融中不断发展、更新有常的结果。这一认知,对于推动一带一路视野下京津冀区域文化研究,也有所裨益。

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

洪武初年定五等爵制,皆须军功,有大功方可封公、侯。武官因袭替制度的存在,故最低封侯,以下世袭指挥使。永乐以后伯爵规格提高,武官有功则封伯。而明初文官在严酷的政治气氛下难获封爵,故子、男长期虚置,逐渐废革。此外,《大明律》文官封公侯条件极高,故此后文官有大功亦止于伯爵。宣德以后,臣僚封爵即落去职事官衔,爵位与职事官衔并立的局面终结,勋臣只出任差委。明代封爵待遇较唐宋优厚,但"祖宗之制"与明中后期政局的变化产生矛盾,文官地位崛起而不许封,武官地位日渐低下而难获封,使爵位在百余年中仅为承荫袭爵者把持。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以临清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贯通以及漕运和民间商运的兴盛,带动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依运河形成和崛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带。这些城镇商品流通的繁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民风和消费观念的变迁,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具有运河经济特色的城市服务业体系。服务业成为运河城镇居民职业构成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运河城镇行业构成的特色,并成为运河城镇的一项重要产业。服务业与其它行业形成良性互动,其兴衰亦与运河城镇的变迁息息相关。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明代的文武关系及其演变——基于制度、社会及思想史层面的考察

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就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明代文官的省亲与展墓

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经历了由明初"特命而行"到洪熙以后"奉例而行"的制度化过程,主要有给假归省和便道归省两种形式。在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具有协调忠孝关系的社会政治意义。

照丁粮朋贴、置产立会与明清徽州图甲职役的津贴

明清时期,里(图)甲是赋役派征的基本单位,繁杂的里(图)甲职役的佥报、承充和津贴主要是在里(图)内运作。由明至清,图甲职役既有继承而来者,又有因时新增者,原本体面的富户里役,逐渐变成一种门户的实际负担。清代徽州,在颇为常见的“祖遗户役”之下,是繁苛的“钱粮、里役、杂派、新例”派征,充役使费繁重。民间普遍采取照丁粮朋贴和置产立会的应对赋役方式,实属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赋役实际运作体现出从制度到契约的转变。

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

夺情起复是丁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有阁臣、尚书、侍郎等高级政务官、军务官、地方亲民官以及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近臣。由于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制,一些人便利用各种手段,营求夺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伦理问题,加剧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