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资性居住权的扩张与限制

投资性居住权的设立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合理设计投资性居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参照社会性居住权制度设计规则时,应充分考虑投资性居住权的经济属性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在居住权制度的框架内与社会性居住权保持正向的、补充的、有限制的扩张。投资性居住权在主体上可以扩张至一般民事主体,但与社会性居住权发生矛盾时,应优先保护社会性居住权人的利益;客体上可以将住宅的含义扩张至居住性质的房屋;增设裁判取得、时效取得居住权的设立方式,且同样适用登记生效主义;允许自由转让,但需局限于原居住权人的居住期限内;增设多种消灭方式,但需居住权人秉持物尽其用之原则,禁止浪费住房资源。

知识产权私权社会化的立法价值取向

在竞争全球化的情势下,知识产权源于罗马法的私权属性如何在现代知识产权国家战略中得以合理应用,成为我国传统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需求。知识产权社会化的立法价值取向,是合理原则指导下利益平衡的结果,体现为兼顾效益的立法宗旨、受到社会利益限制的立法内容,以及战略化的立法趋势。实践中,知识产权私权社会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知识产权私权属性在现代竞争中的合理应用,对欠发达国家居多的传统产业尤其应当予以知识产权保护,以期实现全球化的利益平衡。

民生问题的宪法权利之维

民生问题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问题,以"宪法权利—国家义务"的分析框架对其内部结构进行规范性考察仍可得出此结论。就宪法权利类型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社会权,但也包含了财产权、住宅不受侵犯等经济自由、人身自由的内容;相对应的,就宪法权利功能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受益权功能,但也与防御权功能相关。由此,国家在民生问题中应履行三重义务,除了常见的帮助义务之外,还包括保护义务与尊重义务。只有体系性地思考民生问题,方可达致妥贴的解决方案。

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的结合

为有效保障公民社会权,针对公民社会权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公民社会权以及权利救济的相关理论,对公民社会权与权利救济模式结合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分析认为,这种结合不仅有利于权利救济模式的建立健全,而且更主要的是有益于公民社会权理论的充实完善、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权的真正实现。

集体消费理论视角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集体消费理论对于解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尚存在急需补齐的若干短板:集体消费品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供给双轨制形成的公民社会权不平等以及集体消费权抗争失衡;制度安排和配置方式影响集体消费品配置效率提高;干部考核机制存在偏差以及相关问责机制缺失。推进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性功能,自上而下地推进政绩评价体系改革,保障公民社会权,创新供给方式,加强社会协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基于公民权利理念的农民社会保障及“土地换社保”问题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公民权利。农民社会保障缺乏是长期以来二元社会结构影响下形成的城乡保障体系分立的结果。"土地换社保"措施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解决被征地农民的民生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一做法违背了社会保障权的权利主体平等性、义务主体特定性,侵犯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实际已背离社会保障的本意。

论民法的社会功能

作为民法功能之下位概念,民法的社会功能是指民法通过其自身运行而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效能。它和同位阶的民法的规范功能相比,具有目的性与根本性、独立性与变迁性;而与其他部门法的社会功能相比,则更具基础性。民法社会功能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从而构建并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以促进人的自我解放。而它又具体表现为:民法孕育了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推动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发展;民法维护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财富的增长与有效利用;民法鼓励和保护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与利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民法建立和维护健康的婚姻家庭秩序。

内地与香港:残疾人社会支持比较

与香港比较,内地残疾人社会支持理念相对落后;力量相对单薄;方式相对单一;内容相对贫乏。应学习和吸收香港残疾人社会支持的先进经验,在社会支持理念方面,实现由人道主义向公民权利的转变;社会支持方式方面,实现由政府提供向政府购买的转变;社会支持主体方面,实现由家庭、政府为主向非政府组织为主的转变;社会支持内容方向,实现由救助主导型向发展主导型的转变。

公民权视域下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支持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因素,他们在城市中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权利,是典型的弱势群体。从公民权视角提出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支持,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消除社会排斥。维护农民工的公民权,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平等的劳动就业政策、分类分层的劳动社会保障政策、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

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的保护要建立在权利细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新市民的概念界定与权利解析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新市民法律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新市民民主诉权缺失、人身损害受偿权差别对待、劳动权益缺失、社会保障权益缺位、新市民子女教育权缺损。据此提出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建议:保障新市民平等的民主诉求权利,保障新市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农民新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新市民的公平教育权利,努力实现对农民新市民各项权益的法律综合保障。

公民程序性参与的现实问题与发展前景

当前,我国公民程序性参与民主的发展仍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障碍,参与的形式化、虚化、碎片化现象严重,参与效能需要进一步提升。现阶段公民程序性参与主要面临两大问题:就其推进的外部条件而言,公共权力部门的自利性是根本的制约因素;就其推进的内部条件而言,制度供应的短缺是重要的限制性因素。当前,其推进一方面取决于中央层面的决心意志、系统性制度创新、法制供给与有效督促,另一方面取决于不断发展的社会本身对于公共权力所形成的压力强大程度。此外,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危机也常常成为推进程序性参与民主的契机。

论体育法的社会法属性--基于黑格尔法哲学的体育法本质解读

体育法本身就是存在的,并不是因为体育法典的产生而产生。体育法本质属性的解读是体育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体育的社会性奠定了体育法的社会性基础。我们从社会法的调整对象和社会法的本位观、利益观和公平观来对社会法的特征进行定位,然后运用黑格尔法哲学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论证体育法的社会法属性:体育法的本位观是保障体育权利;体育法的利益观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体育法的价值观是实现公平。

论权力的道德使命

从伦理视域研究权力,不仅要研究其德性即权力的善恶问题,更要研究其效能即其道德使命问题。权力的登场是适应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也是由所有人共同选择的结果。权力一旦产生,便至少承载着三重道德使命,即保障公民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公民权利。权力的这些道德使命表征着权力与道德的关联性,也意味着权力的运作并非是为所欲为的,而是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法则的,权力一旦脱离其应有的道德规则,便会成为一种彻底的"恶"。

从价值层面论证社会权力存在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社会权力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它不仅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权力之间监督制约的不足,发挥着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实施,有助于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因此,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初探

在近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享有不仅仅体现在人身自由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某种意义上更多地体 现在政治权利;社会稳定应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相对的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社会稳定 意味着保障和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享有。

民法法典化的本位问题新视角

制订中国民法典应采取以权利本位为主 ,以社会本位为辅的立法思想。从中国民法发展的历史阶段、经济基础、政治文化背景等角度论证这一立法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探讨权利本位思想 ,对当代世界民法社会化思潮的回应 ,很有必要。

从国家机构的四个维度看中国社会30年之变迁

在八二宪法中,国家机构的条文比重较大。国家机构相对于公民权利除具有工具价值外,也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以宪法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社会30年来的变迁,国家机构可资参照。通过展现国家机构横向、国家机构纵向、国家机构与公民、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等四个维度,发现了社会变迁的增量发展过程。社会变迁是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相互合力的结果。单个要素如果能和其他要素发生良性互动,则社会的变迁就会相对顺利。

当今社会法的反思与再认识——兼论社会法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

目前理论界关于社会法的争议一直不断,而基础理论研究亦很缺乏。本文从当今社会法的现状与异化的认识出发,结合当今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现实问题,反思中国社会法是保障法还是乞讨法的基本认识;并且从社会法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之间的关系中,探讨当今社会法的思维走向,提出对社会法的定位的新认识:社会法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民权基本保障法。

中国物权法的意涵与时代特征

物权法在中国历经引进、否定、转向、曲折,最终实现复兴,它始终没有改变沿着中华民族的民富国强的这一方向而前进。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颁布的中国《物权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巩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更深层次的发展、中国人权保护事业的进步以及中国民法法典化的最终实现等方面彰显其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囿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该法在一些内容的厘定上留有时代的烙印,带有时代的特征。中国《物权法》的颁布,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权保护、民法典的制定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启程。中国《物权法》的这一积极效果与历史进步的取向是最主要的。该法中的落后规定或未作规定的事项,可以通过将来制定民法典、修改《物权法》或制定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克服和完善。

论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在近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享有不仅仅体现在人身自由权利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某种意义上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权利;社会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相对的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社会稳定意味着保障和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