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国共合作”中的武汉抗战音乐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面抗战的局势下,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在艺术领域,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部门,实际上则是由中共长江中央局周恩来同志具体领导的。它团结和动员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一致进行抗日,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斗堡垒。“三厅”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它曾先后在武汉举办了多次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音乐宣传活动,鼓舞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抗日热情。

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辨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间势力政治影响力大,作用独特。抗战时期,中间势力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斗争,推动国共合作。中间势力在抗日战争中支持拥护共产党主张,广泛宣传抗日;积极协调国共关系,推动国共合作;坚决制止破坏活动,维护统一战线;发动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和平民主;努力壮大自身组织,积聚进步力量。中间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全面的觉醒和动员所取得的时代性进步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是领导的作用,而是导向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导向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全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构建科学的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

建国以来,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仍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探索建立中国现代史的新的学科体系已成为推动学术发展的必需。中国现代史学科必须厘清中国现代史的思路、主线,应给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不能忽视北洋历史的研究及对北洋时期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必须深化和拓展抗战史研究领域。如何认识国共两党关系及其改造中国的不同方案,是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关键。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应坚持史料第一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原则,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情感性和现实性统一的原则。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之比较

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思想的比较,分析了国共两党在持久抗战的战略基点、核心内容、战略战术原则、战略阶段的划分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区别,从而反映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也导致了两个不同的抗战战场局面。

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政策及在国统区的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共强调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并阐述了自己的文化政策。为在国统区贯彻其文化政策 ,中共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措施 ,运用各种合法形式推动文化运动的发展 ,使其在国统区健康蓬勃发展 ,并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争夺铁路交通线的斗争

因铁路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与日军争夺铁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曾用破坏铁路的方式阻击日军,并逐渐发展出了控制战场交通线的战略战术。中共领导的军民在敌后战场的破袭战具有群众为主、组织严密和大局至上的特征。在中国军民"交通战"的压力下,日军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被削弱,而兵员不足的弱点更为明显。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尽管两个战场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但相互配合、互为依存的关系,也贯穿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两个战场的配合作战,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

抗战胜利后初期 ,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 ,为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 ,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 ,使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这顺应了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历史趋势。但政学系最终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 ,从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随后 ,内战全面爆发。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其制定抗战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民族矛盾占支配地位的抗日战争中,如何对待阶级矛盾,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阶级矛盾的解决置于解决民族矛盾的主要任务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一场人民战争对待。国民党在抗战中以解决民族矛盾为由收紧其对内政策,限制人民民主权利,无形中分化了自身力量。不同的政策也预设了两党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认同感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基于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抗日战争对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政治动员,也在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概念的民族意识、培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以及促进人们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形式的认同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影响。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转换

“七七事变”以后 ,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以真诚的团结和坚决的抗战赢得了海外华侨的理解和信赖 ,并促成了海外华侨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转换。海外华侨从“拥蒋”逐渐转向“拥共” ,并最终抛弃蒋介石国民党 ,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建立过程。海外华侨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转换 ,当在八年抗战期间 ;量变到质变的转折 ,则应在“皖南事变”

农村互助合作:动因、图景和原则——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合作社发展为研究对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主要限于流通领域,包括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三种形式。这一时期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产生、生长的动因在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合作社问题有着清晰地认识,他们不仅提出详尽的理论设计,还在农村开展了具体实践,还提出了合作社发展的原则。回顾和反思这一时期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仍有宝贵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借鉴。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关系的蜕变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河北省地方组织间关系大致经历了友好合作、磨擦与反磨擦乃至名存实亡的加速蜕变过程,斗争范围从根据地扩大到敌占区,斗争内容从政治、军事扩展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缘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历史的积怨和猜疑的积累等因素,国共关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国民党将反共从文攻升级为武斗,迫使中共不得不奋起捍卫民族和革命利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加剧了两党对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削弱了民族力量,对抗战大局造成了不利影响。

蒋介石与抗战后期的国共和谈(1944-1945)

抗战后期,在赫尔利的居间调停下,国共两党围绕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和谈分歧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成立"联合政府"还是"参加政府",军事上如何整编中共军队。和谈进程中,蒋介石提出组织"战时内阁",以囊括中共与其他政党。中共坚持召集"党派会议",以实现"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第三方势力的民盟成为了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地位迅速上升。蒋介石自恃国际环境于己有利,缺乏对中共的政治妥协,是和谈陷入停顿的重要原因。此次和谈,孕育着战后重庆谈判的继续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