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安徽族田发展态势研究

近代安徽族田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受到毁灭性打击,乱定之后,宗族都在迅速恢复发展族田。进入民国,皖南和皖中地区族田仍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皖北基本处于保持的态势。这一态势在淮河的南岸地区业已存在,并且自此向淮北出现强化的趋势。就安徽总体而言,近代族田的发展在前期有很大起伏性,在中后期表现为持续增长,到解放前夕族田发展达到顶峰。

近代安徽族田收支管理研究——从“十家管公九家富”谈起

近代安徽宗族为了加强对族田收支的管理,对管理人员的资产提出较高要求,把一些族中富人推上管理岗位,同时创设了严格的监管制度和完善的管理程序,使管理者很难有舞弊的机会。舞弊可能存在,并且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会增加,但认为贪污使管公产者致富,是把特除时期的现象放大、夸大通过舞弊致富的可能性和忽视富者管理的历史继承性,混淆了族田收支管理中的常态和非常态。

论徽州宗族的繁荣

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制度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徽州宗族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一、祠堂建设;二、族谱修纂;三、族田设置;四、宗族活动。许多世家大族花费巨额财富,大建祠堂,大修族谱,大置族田,大搞宗族活动,充分地表现了徽州宗族的繁荣。

近代安徽族田经营研究

在近代安徽,就族田的田产经营而言,出租给外姓中、贫农耕种是主要经营方式;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且租率较一般私田低;大部分欠租是在催缴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就族田的地租经营而言,宗族通过放贷、购田和投资工商业实现地租的增值;宗族放贷地租的利率大大低于一般私人放贷;族田地租向近代工商业转化已渐露端倪。

多维视角下的近代安徽族田分布

本文从祠堂数量、捐献族田人数以及土改调查的族田量分别对近代安徽族田的分布状况进行考察,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勾画出近代安徽族田分布呈现自南部徽州山区向淮北平原地区递减的总体态势及其起伏。

客家家族传说的人类学解读——广西玉林黄峭山传说的个案调查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黄氏客家家族村落家族传说的剖析,考察家族传说背后的文化意义。分析表明:客家家族传说在日常民俗生活中发挥着强化家族内部的血缘观念和集体记忆的作用;家族传说折射出中国上下层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家族传说的传承,家族精英发挥了传承、阐释家族历史和文化的作用。

经济和文化双重变奏下的近代皖西族田——以舒城族田研究为中心

本文首次利用舒城县土改调查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位于皖西大别山地区的舒城县的族田分布及其成因作了初步研究,揭示了该县族田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由西南山区到东北圩区东部的“凹”型分布格局,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均衡发展、经济发展的普遍落后以及军阀官僚的经济外援从族田的不同来源上头同起作用的蛄果。

近代苏南族田的规模增减与功能变动

在近代苏南,随着族田规模的增加,其功能从祭祀开始向赡族、助学等逐步展开,直至发展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当族田规模减小时,从社会公益事业渐次向祭祀缩减。祭祀是族田的基本功能。族田的主要功能也随着规模的增加发生变化,先以祭祀为主逐渐转向以赡族为主;随着规模的减小,赡族的主要功能地位又让位于祭祀。不同宗族族田的功能增减、主次功能转变应达到的族田规模可能有别,但是变化的趋势是确定的。族田功能随着规模增减所发生的有规律变动,是苏南人尊祖敬宗观念的外在表现。

从西周时代的社会变革看制度创新思想的历史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取得突破性进步的重要原因。总结历史,通过对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王朝之后,成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制度,为周王朝巩固统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给人们认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以新的启迪。

论《世说新语》中谢安的社交形象

谢安是《世说新语》中的重要人物,他善于在各种社交场合处理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社交形象。谢安善于以内敛平和的态度平息矛盾,表现在玄儒结合、内外兼修、出处同归等多个方面。他同时具有亲和力和超越性,在政坛、士林和家族等三个不同的社交圈表现得游刃有余,呈现了不同的性格侧面和人格魅力。

虎族历史的神话隐喻与仪式场景——《最后的巫歌》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最后的巫歌》通过一显一隐两条相互交织与印证的线索写了三峡地区一个土家族群的兴衰史。小说在对虎族日常生活和人物命运关照中，突显了几乎被现代文明抛弃和遗忘的古老图腾崇拜、神话信仰、巫歌巫祭等民俗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是一部典型的文化他者的民族志。

场域视域下村规民约与宗族伦理的冲突与融合

实现村规民约与宗族伦理融合发展是农村治理的内涵需要,也是构建美丽乡村的必由之路。应用不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农村治理中村规民俗与宗族伦理的冲突,并创新方法,使村规民俗与宗族伦理更好地耦合。

宗族文化演进中的村落体育发展:以宁夏下小河村社火队为个案

人类学中国研究范式注重通过宗族研究解释社会结构,为了剖析宗族文化演进与村落体育发展关系,以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为研究方法,以“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宁夏下小河村一个家族社火队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发展制度、宗族组织与社会个体、活动展演与体育项目、资本类型与资本存量是村落体育发展必备要素。国家政策的调整促进了村落体育由“生活世界”的底层视角走向了“国家舞台”的政治高度,宗族文化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进行重新定位方能寻找相应文化坐标,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与国家权力对乡村精英的过度征用导致村落体育面临现实困境。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互叠加产生村落体育发展推动力量,单一的经济生活方式与脆弱的生态环境极易摧毁村落体育原有的文化生态。加强宗族组织建设、突出特色、生态经济修复、志愿组织援助、完善政策法规、学术研究关怀是村落体育回归本源、展现生命活力、积聚资本存量的必然选择。

基于结构—要素分析的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划定方法研究——以查济村为例

在城乡统筹战略的指导下,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变得日益紧迫,而目前作为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核心内容的保护范围划定缺乏明确的路径和指引。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和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以地域特征、历史特征、文化特征、村落格局和建筑风格为主体的价值分析框架,发展并完善村落格局的分析方法,提出从文物保护单位到村落结构与村落要素相结合的“结构要素”保护框架,保护范围划定要综合考虑村落中的结构体系(空间结构、宗族结构、景观结构)和要素体系(心理领域、风水、祠堂)。同时以査济村为例,具体分析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的划定过程。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元代家族发展略论——以族谱、族田与祠堂为中心

宋代以后中国家族的发展进入被称为"近代封建家族"或"近世家族"的新阶段,其中以"敬宗收族"为目的而出现的族谱、族田与祠堂,是这一阶段家族组织的三个重要外在表现特征。本文以族谱、族田、祠堂为切入点,通过对元代家族的发展情况做粗略梳理,认为元代中国北方地区因长期受战乱等因素影响,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发展缓慢,且受到一定限制,而江南地区自北宋以来因基本未受外力冲击,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则保持了原有的发展势头。

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

文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进行专门研究。近代苏南宗族在族田的建置、存续以及受侵害或遭战乱破坏等不同阶段,结合自身和官府两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族田实施保护,宗族对族田的保护体制堪称完备。

1912-1937年政府的族田政策及其影响研究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族田政策并没有为以前学界所关注。北洋政府在有选择地继承前清族田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倡导、激励和保护族田。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全面继承北洋政府的族田政策,而且进一步法律化并全面实施,尤其对义庄义田的监管发展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族田政策在国家和宗族之间实现了正向互动,从而使得族田从1912年到1937年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敬宗睦族氛围下的近代徽州族田分布——以绩溪县为中心的考察

土改调查的大量统计资料显示,近代绩溪族田的分布呈现普遍、高水平不均衡的态势,这基本反映了整个徽州的状况。宗族为了建立稳定秩序,开展规模大、程序多的敬宗睦族活动对族田的需求,是产生这一态势的根本动力,而宗族分布的差异以及族田来源渠道的不同,是造成族田分布不均衡的直接原因。

“永远保墓”:近代皖中宗族墓田探析

近代皖中宗族在报本追远和祈求福佑思想的指导下,为了保护祖坟和开展祭祀,通过多元化的渠道积极建置墓田,推动了墓田的发展和普遍化,但是大多规模较小。墓主房下子孙公同共有墓田并进行经管,在不断分房中形成自始祖而下的多层级墓田所有和经管体系,但是各房必须遵守禁止典卖的族规。墓田主要出租外姓佃种,租子随墓田规模的增加而变化,租率较一般地主土地低。尽管墓田普遍表现为既维持祭祀又保护祖坟,但是保护祖坟居首要地位,维持祭祀只是规模增加后功能的扩展。墓田正是通过保护祖坟和维持祭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