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

社神和庙宇都在乡村社会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之间既存在一定差别又紧密联系。在对潮州饶平所城乡和中山小榄永宁社区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归纳出社、庙之间的三种关系类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社、庙对社区认同和排他的影响。文章指出,社神认同仅限于"社"这种最小的聚落单位,因此社神的主要功能表现为社会区分;而庙宇的祭祀圈范围则依所奉祀神祇的神格大小而定,神格较高的庙宇社会整合能力也较强。只有将社、庙结合起来分析,才能洞悉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从龙母故事看民间文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龙母本来是个传说人物 ,她的故事千百年来在西江流域广为流传 ,她那传奇性的圣绩 ,成为当地百姓信仰的支柱 ,也曾被纳入国家祀典之中。龙母故事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思想的积淀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包括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的影响。

春秋祖先神的神性职能

春秋祖先神的基本职能是保护族人,人与祖神的沟通方式主要有祭祀、祈祷和托梦。祖先成为宗族保护神的信仰基础是春秋人相信人祖之间具有永恒不变的血亲关系和利害攸关的依存关系。国君的祖先神则具有宗族保护神和国家保护神的双重神性职能。现实需要、社稷观念和宗法政治诸因素相互作用,使国君祖先神得以成为一国保护神,其中家天下的宗法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亲族化和统治阶层世袭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春秋国君祖先神作为国家保护神,保护的对象本质上是列国君主及其宗族的家天下,而不是国中的民众。

徽州宗族的内神与外神信仰——以族谱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族谱为主要资料考察徽州的内神(有血缘关系的祖神)和外神(无血缘关系的神灵),分析宗族的不同信仰态度,揭示宗族以外神服务内神的宗旨及其礼法的最终目的。

“绝地天通”新考

中国先秦典籍中的“绝地天通”故事 ,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以全新的视角 ,通过文献考证 ,结合考古资料 ,论证了“绝地天通”既不是神话故事 ,也不是宗教问题 ,而是发生在东夷族有虞氏与古三苗部族之间的、一个具有相当真实性的历史事件 ,其本质就是将苗民分隔南北 。

敬天法祖观念的演进及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

敬天法祖观念起源很早,但初期与政治并无关系,到了商代方被用于政治当中。周代是这一观念的成型期,这与宗法观念的建立是分不开的;汉代为这一观念的集大成期,这与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推动作用有关。敬天法祖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被运用到政治上可从敬天和法祖两方面展开论述。

客家送大神仪式的民俗学田野调查

赣南客家送大神仪式是送船仪式的一种地方性类型。送大神仪式可以分为起神、扎神、开光、唱船、移神、闹元宵、拜神祈福、送大神等步骤。从民俗学角度对这些步骤进行解读,可以发现整个送神仪式就是一个过渡仪礼,水与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是人们处理与自然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这种仪式,污秽被消除,村落重新回到洁净的状态,宗族内部和村落共同体的关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团结和整合。

宗族的意识与行动:建构“英雄神祖”的地方性策略——基于湘黔界邻地区飞山神杨再思的研究

飞山神杨再思是湘黔界邻地域社会兼具祖先与神明身份的区域性神祇。该区域相当数量的杨氏人群以其后裔自居并不断壮大宗族势力,清乾隆以来不断建构杨再思的"英雄神祖"形象。早期体现为族谱书写下的历史化、官方化、名门化,而当下则侧重于杨再思的历史追溯,通过各类"研究会"、书刊、网络等平台公众化,并经"历史挖掘"、争辩等方式,进一步将其"英雄神祖"形象学术化、官方化、历史化。这是地方社会宗族意识强化下集体行动的结果,更是当代地方社会发展的自我表述策略。

蒙古族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本文把蒙古族族源传说置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并指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蒙古人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它产生于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以前的前历史阶段,在天命所生型族源传说的雏形上逐步发展成为诸类型的族源传说。从族源传说所反映的经济文化类型来推断,它传承于蒙古人脱离狩猎生活过渡到游牧社会,氏族制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得到确立的时期。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蒙古族天崇拜文化传统与族源传说——蒙古族族源传说起源探讨

文章认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从族源传说所反映的经济文化类型来推断,它传承于蒙古人脱离狩猎生活过渡到游牧社会,氏族制解体、早期封建关系得到确立的时期。

巴蜀兵器虎图形性质新说

对虎图形的性质,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多种观点。这些观点有其出现时代的合理性,但随着虎图形兵器材料的增加和对巴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缺陷逐渐暴露出来。通过对学术界图腾说、族徽说、文字说、虎神说4种主要观点的分析,倾向于认为兵器上的虎图形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一种巫术色彩浓郁的虎神崇拜的体现,与当时的军事集团有很大关系;虎图形的主要性质一是虎神,二是在图形符号组合中表现出来的图语性质。

天命论思想与蒙古族族源传说

天命论思想作为古代蒙古人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古族族源传说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把蒙古族族源传说置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中进行探源,可以看出蒙古族族源传说脱胎于蒙古人萨满教神话,与早期萨满教"天崇拜"信仰有着密切联系,其思想根源为天命论思想。

开平泮村灯会特色探讨

泮村灯会具有以灯代神、以会聚族、以族划境三个特色。以灯代神源于对花灯的喜爱与崇拜,是本土巫觋文化的遗传,为逃避淫祀的打击;以会聚族是宗族竞争和团结族人的需要;以族划境是祭祀圈形成的产物,受自给自足环境的影响。三个特色分别实现争取天时、地利、人和的目的,为宗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民间信仰视角下的跨宗族族群整合——以福州螺洲古镇为例

本文尝试从民间信仰角度出发以福州螺洲多宗族聚落为研究对象,以宗祠为线索通过整理陈、林、吴三大宗族演变,梳理分析在螺洲古镇多宗族聚落祭祖与游神等仪式行为下的民间信仰具有跨宗族族群整合功能,并提出在民间信仰视角下螺洲古镇多宗族社区建设的启示。

重庆奉节白帝庙始建源出研究

巴国春秋、公孙跃马、刘备托孤。重庆奉节白帝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悲壮沧桑的历史画卷。时代变迁,世事湮没。白帝庙究竟因何而建,后人妄说种种。传统的说法认为,白帝庙源出于祭祀西汉末年蜀中称帝的公孙述而建。然而笔者认为,古代巴人祭祀族神廩君白帝天王才是白帝庙始建的真正源由。

清代徽州宗族祭礼——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徽州宗族以《朱子家礼》为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属于自己宗族的家规族谱,对于冠昏丧祭四礼之中的祭礼作了较详细阐述。《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当时众多家规族谱中的一部,对于探究清代徽州宗族祭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9世纪槟城闽南社群的神农信仰:从集体祖神到海疆守护神

19世纪,槟城许多闽南宗族互认异姓同源,同奉神农为集体祖神,并结社维护马六甲海峡北方闽人实力。当地神农信仰因此综合了中国原来祖先神、农业神或药神形象,又通过闽南群体建构各种南洋传说,说明神农领导众神由海而陆,镇妖押邪,反映闽人在海域的开拓主权。可是,神灵印象紧密联系闽人自我叙述,也会阻碍信仰在其他方言群的传播。尤其闽南会党规限少数上层有资格接受"神农祖"以灵乩神谕,尚且据此操作全体事务,久之信众也会感受互相不平等。整个华人社会因此既感神明位尊权高,庙祀反而稀少。

白族本主分封现象初探

白族的本主分封,是白族人民在集体崇拜本主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现象。通过本主分封对白族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试图说明本主分封对塑造民族品格,凝聚民族情感,提升民族传统道德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由此论及本主分封的缘由,封建帝王谥法与本主封号之间的联系,道教封神对本主神团系统的影响以及宗法传统凝聚下的文化心理在本主分封现象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