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清乾嘉刑科题本所见北方宗族札记

以往明清华北宗族史研究,较多利用族谱、地方志、碑刻、文集等资料,但仍可进一步挖掘不同文类资料,扩展视野,加深认识。清朝处理命案形成的刑科题本,涉及宗族纠纷,可用来研究宗族问题。清嘉庆刑科题本表明,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北方五省存在着宗族,多数都有族长管理,族长成为北方宗族组织的重要表征。其中,有的宗族还有宗谱、公有地以及宗祠,似乎说明宗族已在趋向组织化、制度化。

生存伦理挤压下的乡村权力叙事——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两类“乡村代言人”形象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族长、村长两类"乡村代言人"形象,虽然指称符号不同,人物活动的历史舞台也不同,但两类形象从总体上看是共性大于个性。一方面,他们都经受着生存伦理的考验;另一方面,无不在乡村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王国"。既进行着地缘性、血缘性乡村权力叙事;也进行着颠覆性、计谋性乡村权力叙事和贪欲性、情欲性乡村权力叙事。

论“飞头人”传说的再创作——以《野猪渡河》和“阿莲断头记”为例

“飞头人”传说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以及东南亚地区都有着比较悠久的流传,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贵兴和张草分别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野猪渡河》和“阿莲断头记”中对“飞头人”传说进行了改写。同样是在马来西亚东部地区长大,张贵兴和张草对类似的“飞头人”传说的选择以及改编所呈现出的样貌却是多样的,究其原因是出于不同的写作目的,从不同文本所呈现的形态来看,这种差异化则更加明显。出于不同的创作需要,这些作品对“飞头人”传说的借用和改编也不一样,在各自的作品语境中,“飞头人”形象所承载的意义也有所不同。

清末奕劻请辞首席军机大臣之缘因探讨——基于报刊文献的考察

随着清末内政外交艰难程度的逐渐加深,以奕劻为首的各皇族在派系林立中不断寻求生存之道。若言在裁撤军机处、试办责任内阁的过程中,奕劻请辞首席军机大臣当属自然,但是早在筹办责任内阁之前,奕劻就有了卸任首席军机大臣之举措,并先后力荐载沣、载泽等继任其职,这除了与奕劻擅用政治权术,与"载"字辈相抗衡有关之外,还与近代以来外务繁杂,以致奕劻欲图专理部务和被弹劾时试图及早乞休,免至成为众矢之的等主观意图,以及清末枢务繁难、内外交困而奕劻已年近古稀、精力衰败等客观原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