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徽州宗族礼仪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晚清以降,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宗族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州基层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的近代化文化景观。时至民国,徽州宗族对以冠(笄)、婚、丧、祭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徽州宗族对冠(笄)礼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削弱;对婚礼则提倡从简,并在沿袭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转变;对丧礼主张遵从《文公家礼》与名儒古训,提倡节俭,反对铺张行为,保护祖墓坟茔,反对传统陋习;对祭礼则依然非常重视,不仅强调严修祭事,遵守祭祀时节、规则等,还强化了祀产的管理力度。宗族礼仪观的改变,反映了裂变时代中徽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实态,以及衰落时期的宗族社会文化心理特征。

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综述

渤海国是我国历史上由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于其地设立东丹国,开启了对渤海遗民的统治和管理。渤海遗民数量众多,在辽金两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界关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类梳理,以期展现目前学界对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状况的实态。

宗族制度、关系网络与经济发展——潮汕地区经济落后的文化原因研究

与用要素、制度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不同,在潮汕地区特殊的宗族制度历史传统中发掘潮汕人特有的文化信念和内化规范:宗族观念导致了个人交往层面的特殊"关系网络",造成"分割"的社会结构,增加了市场经济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导致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入的困难,使这一具有商业传统的地区陷入小商小贩"过密化"的陷阱,这是人文地理条件优越的潮汕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一旦离开潮汕地区,潮汕人的商业精神和宗族伦理观念就变成他们的优势,这是潮汕地区之外潮汕商业精英辈出的原因。

宋代家法族规与基层社会治理

家族作为中国古代宗法血缘组织的基本细胞,虽然并没有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且因其地缘和血缘的个体差异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国家制定法的框架边缘,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基本治理原则与国家制定法的一致。从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在基层社会普遍建立,家法族规的制定也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家法族规以习惯和伦理为准则,与国家法一起维护着宋代社会的正常运行,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国家法的有效补充。同时由于与基层人民靠得最近,可以最快地反馈来自底层的消息,故就其本质来说有利于宋代社会基层政治的稳定,值得我们今天从中找到合理的借鉴。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论民间规约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个体品德培育机制,其中通过民间规约促使社会普遍价值原则具体化、生活化以培育个体品德是十分重要的路径。家训、族规、乡约是三种主要的民间规约形式,在古代个体品德培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徽州名儒对孝的诠释及其意义

徽州名儒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继承儒家"孝"思想的基础上,认为孝是百行确立的基础,是"忠"之本,是强国固本的基础,因而非常重视孝道。徽州名儒对践行孝道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将孝贯穿于先人生死两界,应用物质载体和形式承载孝道,长辈应对晚辈言传身教,晚辈对长辈应行孝尽孝。徽州名儒围绕孝所开展的活动,对徽州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全社会表彰和宣传孝道,严惩不孝者,将孝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各种形式的祭祀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徽州地区孝风盛行,"孝"维系了徽州人之间的良好关系,维护了徽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浅论土家族宗族村社制在生态维护中的价值

宗族村社制是土家族社区传统的社区组织,宗族村社制中的族规家训和习惯法,不仅维护土家族宗族社区内的稳定,而且在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态灾变的救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其加以调适利用,就能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论六谕和明清族规家训论

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是明代基层教化的教旨。由于切近家庭伦理,六谕在16世纪开始出现在士大夫编纂的族规家训中。地方官主导下的乡约,一方面以六谕为精神内核,一方面又多以家族为实施单位,以及朝廷以六谕训宗人的风示,都推动了六谕与族规家训的进一步融合。族规家训以各种形式接纳六谕,同时又在对六谕的诠释中体现其宗族法规的特性。

湘南传统人居文化论

湘南传统人居的宜居环境深深地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村落的族居特点,祖宗崇拜的至高无上,象征着父系制度的男权政治。湘南人居村落的治理目标,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德治,德治的依据为礼。其统治的最高目标是达到当时的社会和谐。湘南人居的建筑装饰的文化取向,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中庸。这种中庸文化的审美取向,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建筑的平衡与稳定,但也容易形成机械式的既定格式。湘南人居村落民俗文化具有兼容性,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各民族和而不同的民俗民风。

论清代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意识

保护生态是清代族规家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表现在对林木、水源、动物和土壤的保护。禁止性事项和惩罚奖励性措施是族规家法保护生态的主要内容。它在客观上培养了人们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和约束力量。这在大力提倡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鲜卑族宗法文化论略

鲜卑族早期国家政权具有浓厚的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游牧宗法奴隶制的特征,并在封建化的过程中长期存留。

鹖冠子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及理论渊源

鹗冠子的理想政治和时局有密切的关系,他对一些大国不能得志于天下,深感痛惜。他深思败亡之由,并藉此提出自己的理想政治论——成鸠氏之治,其家族以“制邑理都”、“啬万物”、“与天地总”、“素皇内帝”等统治方法来统治,结果能统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这一理论主要受管子军政改革、《周礼》治官治民、选贤与能、《商君书》等法家严刑峻法等思想所影响。这种理想政治的实施,会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四夷宾服。

月氏族宗法文化论

游牧民族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宗法统治,贯穿于月氏族社会的始终。

北宋乾兴元年王蒙正图占泸州盐井史实考

北宋仁宗朝王蒙正图占泸州盐井的公案究竟发生在哪年,"泸州盐井"是传统的大口盐井还是新兴的卓筒小井,是官井还是私井,与"资本主义萌芽"有无瓜葛?笔者认为,此事出现在乾兴元年(1022)下半年或稍晚,其后20年"蜀始创筒井",该盐井既非官井淯井,亦非当时脱颖而出的卓筒井,而是盐业小商品生产者世代所有的传统大口盐井。

敕勒族及其建立的“高车国”的宗法统治

敕勒族及其建立的高车政权,不仅具有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三位一体”的宗 法统治形式,而且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向封建化过渡。

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江右族规“禁争讼”文化初探

中国的宗族伦理文化深厚,尤其是江右地区。不同的族规由于历史传统和地域等差异,所立族规各有特色。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下的江右族规,创造性地注意到江右争讼中土客矛盾和官民冲突的症结所在,并从"致良知"的角度对症下药,对于加强江右地区的宗族聚合力,缓解基层矛盾冲突,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对其做一些分析,研究江右族规关于"禁争讼"有哪些规定,又是如何保障实施的,为我所用,相信对于建设和谐城乡与服务型政府,一定有所裨益。

漫谈西周宗法伦理下的社会格局及其法律影响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 ,其宗法特性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古代社会不同的社会格局 ,对后世产生了深广影响。尤其是在法律生活和法律观念上的消极作用 ,使个人、下级、底层不能切实维护自己权益 ,所以 ,法律维权、法律斗争的无效 ,也应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