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新安江流域地域社会网络与聚落景观的建构——以姜氏孝子大民公派为中心的考察

新安江位处安徽南部、浙江西部的山区地带,流域内的河谷作为天然的孔道,成为沟通皖浙以及江南等地区的重要通道,历来是人口流动、定居的频发区域。宋元以来,姜氏孝子大民公派在此区域内迁徙、分居,其聚居点跨皖浙两省三县,各支族协力撰修族谱,强化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建立起超越行政区划和山川阻隔的宗族社会网络。这一社会关系网络对姜氏孝子大民公派聚居地的地理环境和公共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由其营造的“八景”景观展示了和谐安详的人地关系和社会氛围。正是明清时期新安江流域民众的这种聚族行为及相关活动,既成为宗族社会结构形成的重要因素,也引得人口和聚落、人群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形塑了新安江流域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和聚落景观。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共享空间特征研究

文章研究涉及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地处湖南省南部,是以血缘关系和族谱为纽带,拥有完整的宗法礼制和生产关系的传统村落。选取湘南地区3个典型的宗族型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将共享空间分为物质载体、社会交往、精神寄托、文化延续4种类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村落、村民、游客3个维度构建空间网络模型,解读空间—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村落共享空间特征,探讨宗族文化对村庄有形实体空间的影响,以期为宗族型村落建设中的空间优化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家庭创业资本能促进农村女性创业吗?——宗族网络和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农村女性创业因其性别身份和特殊创业处境,是创业研究领域的重要现象。相较于其他群体,农村女性的创业行动受到更多家庭因素的影响,但对家庭创业资本与农村女性创业之间的关联,目前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创业资本对于农村女性群体创业进入的影响,验证了农村女性创业行为的社会地位提升效果。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家庭创业资本对其创业进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农村非创业女性相比,农村女性创业能够提升其社会地位;宗族网络强度和普惠金融水平分别负向和正向调节家庭创业资本对于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研究结论从家庭视角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女性创业相关研究,从实践方面为优化农村女性创业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宗族网络、社会责任履行与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

宗族网络是决定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于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宗族网络对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宗族网络的天然信任基础,能有效缓解农民创业企业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劣势,促进农民创业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宗族网络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具有传导作用,具体表现为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助力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基于此,为促进农民创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应加大宗族网络关注力度,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引导,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宗族制度、关系网络与经济发展——潮汕地区经济落后的文化原因研究

与用要素、制度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不同,在潮汕地区特殊的宗族制度历史传统中发掘潮汕人特有的文化信念和内化规范:宗族观念导致了个人交往层面的特殊"关系网络",造成"分割"的社会结构,增加了市场经济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导致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入的困难,使这一具有商业传统的地区陷入小商小贩"过密化"的陷阱,这是人文地理条件优越的潮汕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一旦离开潮汕地区,潮汕人的商业精神和宗族伦理观念就变成他们的优势,这是潮汕地区之外潮汕商业精英辈出的原因。

嵌入宗族社会网的自然村小型公共品治理——桂东南B乡K村互助基金的个案研究

自然村小型公共品由村民自主治理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兼容。处于制度变迁中的宗族社会网在自主治理中仍发挥独特的作用,把村庄公共品嵌入宗族社会网可能是解决自然村公共品治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宗族网络对城中村拆迁安置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基于T市城中村改造项目

旨在探究宗族网络对城中村村民拆迁安置的影响,考察宗族网络在城中村拆迁安置中的作用机理。以T市城中村改造项目为例,对1251名城中村村民开展问卷调查,构建两种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宗族网络对村民安置质量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其原因是拥有宗族网络的村民更容易通过族人村干部表达拆迁安置诉求。

基于n-宗派的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

C2组织的协作性是目前信息化战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C2组织的指挥控制关系网络模型进行"n-宗派"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组织的子结构特征以及定量地研究组织的协作性。分析了指挥控制关系网络模型n-宗派中"n"的现实意义,设计了"宗派协作指数"和"组织协作指数"的计算方法和公式。结合示例,以2-宗派为例说明了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的步骤和过程。研究表明,基于n-宗派的C2组织协作性量化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流动视域下当代家族的民间实态和发展走向

家族经过时代的洗礼,已发生了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迁,尤其是家族主体——现代农民赋予的"制度创新",使家族的内涵和外壳均已发生了形变。家族被复制到城市,血缘网络已经改造成一个吸纳了姻缘(亲缘)、友缘、业缘等大的集合体,但先赋性传统的血缘关系仍然是流动网络的基础和模本。家族成员不再囿于伦理因素和长辈权威,将新的智力、能力、财务等因素融入家族中,其行为的意义图式、文化安排、文化秩序不再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排列,他们按照能力原则、利益原则等进行新的组合,宗亲间伦理性的约束力量正在不断消减。他们的能动性和创新行为赋予了家族网络以新的内涵,体现了当代家族走势的现代性向度。

论流动视阈下的农村家族网络——以南京“蔬菜村”为个案

通过对农村流动人口在南京"蔬菜村"生活与经营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出家族网络在社会流动下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变迁;认为家族作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在演进中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转身。

强宗族社会语境下乡村发展机制与治理研究——基于广东省汕头市东仙村的分析

从宗族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以广东省汕头市东仙村为案例,研究强宗族社会语境下的乡村发展机制与治理。结果表明:以村支书、宗长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架构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原子化趋向,乡村发展机制呈现显著的地方特征。①宗族网络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在用地获取、资金筹措等重要环节上支撑本地企业发展;②宗族文化以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规范乡村建设的作用,并发挥着组织协调功能;③宗族网络解决了公共产品资金来源问题,形成制度外供给渠道。强宗族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较强,乡村发展呈现“超稳定结构”特征。宗族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地方性”社会组织与制度支撑,国家干预政策应在尊重和利用这一资源的基础上更精准和更经济地助力乡村振兴。

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助OLS和Probit模型,探索了农村宗族网络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并将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了两者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宗族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存在积极影响;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在性别和家庭规模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正式制度在宗族网络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社会保险虽然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待遇可携带型差,反而减弱了宗族网络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而商业保险弥补了社会保险的不足提升了宗族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传统宗族网络关系的现代生命力,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基础上,开发更多针对流动人口的商业保险,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

宗族对家庭借贷可获得性影响分析——基于CFPS调查数据

本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宗族对家庭借贷可获得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宗族对于家庭借贷行为及融资途径有显著正影响,有所属祠堂比无祠堂家庭获取借贷的可能性高5.2%,通过民间途径借贷的可能性高5%,正规途径则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得出,宗族对于务农和外出务工样本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存在显著负影响,有祠堂较无祠堂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分别减少11.2%和7.4%,证明宗族存在一定风险替代的作用。

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城市创业的影响

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宗族文化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宗族文化不仅在流出地产生深远影响,还在流入地持续影响着流动人口的行为决策。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7)数据,使用Probit模型考察宗族文化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出地宗族文化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创业概率,其通过形成家乡社会网络和构建社会信任模式影响流动人口创业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促进流动人口选择生存型创业,但是会损害机会型创业者的创业效果,城市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宗族文化的作用。应利用家乡网络社会组织平台,构建超越宗族内部信任的一般信任文化,积极探索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和正式制度优势互补的作用机制,帮助流动人口进城创业并实现创业效果。

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村非农就业增长——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包含电子商务技术的经济结构变革模型,实证分析电子商务发展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宗族社会网络调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增长,而随着村庄到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非农就业增长效应下降。此外,电子商务发展对促进中西部农村地区创业、东部农村地区受雇用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

宗族主体性视域下珠玑巷社区参与的特征、问题与提升路径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社区参与因被视为激发旅游地价值创新的重要手段而得到学界普遍关注。珠玑巷是岭南人民姓氏起源的代表性景点,因后裔寻根问祖形成了宗族交往的社会纽带,并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获得了发展。调查发现,珠玑巷的社会参与具有典型的宗族主体性特征,将本地常住居民视为“社区主体”,将外来寻根的个人、团体、组织和商业体等视为“社区合伙人”,珠玑巷的社区结构由“社区”和“超社区”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以社会网络合作模式为基础,详细探讨了珠玑巷社区参与的特征与掣肘,并提出提升其社区参与的发展路径。

农村老年人口对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社会认同度研究——基于宗族网络与农村养老服务政策的比较

中国农村养老服务机制正处于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养老机构建设滞后,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缺乏与"空巢老人"数量增加的多重不利因素环境下,而农村宗族网络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笔者基于中国15省市15县(市)的调查数据,对宗族网络和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社会认同做了经验分析,考察了导致家庭及宗族网络和农村养老服务政策的社会认同度差异的关键性因素,这些因素透视出了农村居民对养老服务的社会认同的群体差异性和利益目标的即期性导向。鉴于此,笔者认为,提升农村居民对养老服务社会认同度的关键在于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搭建,无论是社会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应该构筑出政府,社会、宗族网络和家庭"多位一体"的"立体式"社会养老服务保障模式。

宗族网络与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

本文构建"有限信任-短半径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理论模型,分析宗族网络在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中发挥的作用。发达的宗族网络使农户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本村普通村民,而非生产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单位,导致在宗族网络发达的村庄中,普通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发生率更高,最终弱化了土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村庄和市场发育滞后的地区,土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更容易被宗族网络弱化,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显著削弱这种不利影响。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验证,计量结果稳健。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配置机制的关联,引导土地流向生产能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