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

中国古代宫廷女性比普通女性面临更多的窘迫和危机,汉魏六朝诗歌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缘于长门幽怨和班婕妤故事的"宫怨"类诗歌,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缘于刘细君和王昭君故事的"和亲"类诗歌,抒发了政治设局中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中山王孺子妾歌》、《铜雀台》、《碧玉歌》等乐府诗题以及大量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是君王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

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

文献在整个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经学的发展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包括通过立五经博士而使六艺被置于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对儒学形上学的建设和强化对儒学的经世的运用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古代文献传统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已不存在。学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典的永久价值在于脱离原本纠缠的形态而显示古代中国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

翁方纲“肌理说”成因探析

翁方纲“肌理说”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清代汉宋调和的学术文化是肌理说形成的深层原因;宋诗是肌理说形成的创作依据;桐城文论是肌理说的理论直接来源。

魏晋“郑王之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郑王之争"是魏晋学术史的一桩公案,有其深刻的政治、学统与经解观点等方面的原因。王肃申毛驳郑,继承了《毛传》的历史理性与简易的学风,十分清晰地反映出魏晋学术新变与经学返古之间的内在关联。汉末以来的诗经学史经过郑王之争的转换,由两汉的今古文家法之争逐渐过渡到南北朝古文学内部争毛、郑之得失的主题上来。

《孔子诗论》真伪疑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自2001年出版后,特别是其中的《孔子诗论》引起轰动而持久的考释、研究热潮,论文与专著交相纷然出现,成为一时之显学,延续数年之久。然此竹书有不少疑窦,颇值得重新思考。它与《论语》在论《诗经》上有许多不合,如思想、语言、词汇、文字、句式等都有极大差异;荀子最看重子曰《诗》云,他又是鲁、韩、毛《诗》的传授者,也是早期儒家最后的大师,而且晚年定居楚国,然而作于晚期的《荀子》看不到的《孔子诗论》的痕迹;秦火之后,西汉广收先秦典籍,然《汉书·艺文志》与两汉经学著作,以及史学、哲学著述等,均未见提及过,更谈不上引用;再从历代出土的简帛书看,从来没有发现过著名的儒家失传著作,如《乐经》,或孔子的任何其他著作;以往伪书最看重对儒家经典的冒名制作,如东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明代冒出的《申培诗说》,都和社会风气、时代时潮相关,目的不外乎名或者利;《孔子诗论》没有出土地点,又出现在社会作伪风气日涨之时,就更值得深思慎别。本此以上五点,以别伪求真的眼光对此予以重新思考。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论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的治经特点

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是清代名物考证的重要著作,因受四库馆臣评价的影响,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此书以朱熹《诗集传》为纲,广征博引汉、宋诸家之说,疑者辨之,阙者补之,形成以宋学为基础的汉宋兼采的特点,正是打破汉、宋壁垒的有益尝试。他不随意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目验实践的精神,表现出其严谨的治学作风,对乾嘉汉学的兴起有重要启迪作用。由于音韵训诂、归纳手段的缺乏,陈大章有时难以驾驭繁杂的文献材料,无法判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让人无所适从。

王翰及其诗歌考论

王翰以《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诗跻身中国文学史盛唐前期重要诗人的行列。王翰其人个性鲜明,其进士及第与被贬流宦的生平经历颇多传奇色彩;传世作品尽管有限,然却成就不菲、影响深远。王翰诗歌尤以对于七言诗歌这一体裁的积极开拓和卓越诠释称著,诗人勇于把握时代脉搏、占据潮流前沿,善于结合自身特质,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风貌。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汉魏六朝诗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益于中国留法学子的初步译介工作,汉魏六朝诗继唐诗宋词之后进入法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在20世纪下半叶,桀溺对汉代及建安时期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侯思孟对阮籍、嵇康诗歌的翻译与研究是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标志着法国汉学界在中国古代诗歌译介事业中的重大突破。经由后世多位汉学家的译介和评论,汉魏六朝诗歌进入了法国学界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以及法译中国诗歌选集,逐渐得到系统的译介和研究。

斯奈德译寒山诗对古诗英译的启示

斯奈德所译寒山诗可谓是我国古诗成功走进英语世界的典例,对其译者模式、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的研究与反思必将对当下古诗英译有所启示。研究发现,"中西合璧"的译者模式、兼顾目标文化和本国文化需求的文本选择、以读者现实期待为准绳的"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不失为古诗英译的理想选择。

结合出土文献研究秦汉时期古典针灸理论体系

古典针灸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及两汉时期,秦汉时期的张家山汉简《脉书》、马王堆汉墓医书、《黄帝内经》都是古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对研究后世针灸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古典针灸中蕴含三大理论体系,包括五行体系、卫气体系和阴阳体系。五行体系以五脏病为核心,脉色合参,或从经验效穴,或从经脉取穴为治;卫气体系以卫气循行、输布为核心,"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治疗或取经脉之荥穴、输穴,或从气街论治。阴阳体系谨守经脉之偏盛偏衰,脉证合参,判断病脉,以针刺调其阴阳平衡为治。

文人四言诗在两汉的变迁及衰亡——以经学和《诗经》为参照

文人四言诗在两汉时期总体上乏善可陈。两汉时期,文人四言诗的思想格调受到经学的影响,明显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变特征。两汉经学可以分为承续期、昌盛期和中衰期三个发展时期。在经学发展的前两个时期,文人四言诗的思想格调与经学反向互动。到了经学中衰时期,文人四言诗的思想格调冲破政教功利观念,开始孕育出不同于周人宗法贵族精神的新特征。然而,思想格调的新趋向并未拓宽此后文人四言诗的创作路径。究其原因,随着诸多创作因素的变化,四言诗体到了汉代已经不适于文人抒情写心。以《诗经》中四言诗为参照,两汉文人四言诗在表现手法、结构体式及句式、用韵等语言艺术上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这些新的趋势导致四言诗体在表情达意上的日益僵化,使其被新兴的五言诗体取代,逐渐淡出了诗歌舞台。

萧统《文选》汉诗选录的经典化问题

萧统《文选》的汉诗选录,深受魏晋以来汉诗模拟风气的影响。一部分汉诗在魏晋之后被文人们反复模拟,渐渐形成文人群体心目中的“经典”,汉诗经典范围得以粗略呈现,《文选》汉诗选录最后完成了汉诗经典化的确认。同时,挚虞、沈约、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汉诗观念,齐梁时期正统诗歌理论崇雅抑俗的趣向,对萧统的汉诗观念也有直接的影响。再有,晋宋以来专门的诗歌总集编撰风气兴起,既有以求全为目的的诗总集,又有专门收录“杂诗”、或以求精为目的的诗歌总集,这对《文选》诗歌部分在类别设立、选篇等方面产生了直接影响,萧统的“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选文宗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

基于汉代以前中医典籍探讨经方源流及理法

汉代以前中医书籍存在较多药症相应、方症相应的单一思维论述;《黄帝内经》《难经》借鉴当时的哲学思想解释人体,是中医从经验到理论化的著作;东汉末年,张仲景融合了《黄帝内经》《难经》等医经类著作和《汤液经法》《神农本草经》等经方类著作,将经方和医经相结合,实现了由"药症相应""方症相应"到"方证相应"的飞跃。《伤寒杂病论》虽然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形成了辨证论治思想,但是很大一部分内容仍以药症、方症相应的形式呈现。

柏梁台诗真伪考辨

从柏梁台诗的用韵字、诗句排序看,柏梁台诗可以肯定是西汉时代的作品;从柏梁台诗诗句所附的官职、作者及诗句内容等情况来看,柏梁台诗就是汉武帝时代所作,绝非伪作。柏梁台诗不仅是我国最早同时也是很完整的一首七言古诗,而且也是联句诗体的鼻祖。对柏梁台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应给予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