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践理性自然法之不证自明性

面对近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对自然法理论的冲击,当代自然法学家约翰·菲尼斯试图以自然法不证自明性跨越自然法认识论困境。然而,菲尼斯所提出的自然法不证自明性概念既继承了中世纪典范自然法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自明性传统,又包含了现代希尔伯特几何公理的自明性概念,二者在形而上学实在论立场上相互对立。这使菲尼斯的自然法不证自明性概念面临着本体论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间的张力,其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回应以及自然法伦理学的构建也因此受到质疑。一种对自然法不证自明性的自洽理解可以从理论理性判断与实践理性判断的同一性之中得出,自然法原则作为理论理性判断是可推导的,但作为实践理性判断是无源出且不证自明的,这种理解也为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种可能。

人工自然的追问与反思

不能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界",也不能因此而随意地把"人化自然界"和"人工自然界"简化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依靠科学技术创建人工自然界既要遵循规律,更要合乎伦理。面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危机现实,必须通过反思,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理性和合理性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论当代西方天主教新自然法理论

新自然法理论是当代西方天主教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伦理学思潮之一。新自然法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其关于实践理性的第一原则、基本人类善、道德第一原则和居间原则(责任模式或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以及道德规范等方面。新自然法理论是建立在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之上的,是对阿奎那有关观念的重新解读与具体的阐发。

米尔恩的人权论证范式与西方权利理论传统

西方传统的人权论证理论主要是遵循着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理论传统,在这种论证范式下,人的权利与世界的终极性存在有着必然的联系,从而具备了超越性的价值。虽然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在西方思想史上时有变化,但是其由超越性的存在而确定应然的秩序进而确定的人的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内容则基本没有变化。米尔恩所提出的人权论证范式则对此做出了较大的修正。他通过消解传统理论中作为类的人的概念以及在规范研究中加入一定的实证因素而弱化了权利的超越性价值。这样的一种研究进路也为人权论证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古典自然法之探讨

古典自然法对近代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其基础的理性主义、法律价值和人文精神对当代法律制度渗透浓重,对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大有裨益。

孔孟德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与理论基础

德治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它的形成有其现实和理论的基础:首先,宗法制国家是孔孟德治思想的历史前提;其次,性善论是其哲学基础;再次,知经达权是其方法论。

格老秀斯与自然法——简评《战争与和平法》

格老秀斯以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使国际法成为完整、独立、系统的学科,被称为国际法的“鼻祖”,他更是近代西方法学思想家中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自然法理论的人。他认为国内法和国际法都应以自然法为基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应受国际法和自然法的约束。在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中,他第一个使自然法概念摆脱宗教神学的约束,恢复和发展了自然法的世俗观念,认为自然法代表理性或人的本性。他希望通过他所掌握的法理学、哲学和神学的渊博知识,以其具有说服力的文笔,有助于国际和平的恢复和国际间法律状态的形成。

自然法思想及其在近代早期的演变

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自然法在古希腊政治哲学家的信念中本来是神性之律、理性之律。欧洲中世纪自然法虽然具有新的理论形态,但其基本内容仍步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之后尘。近代早期的自然法逐渐转变为人性之律后,自然法的性质由古希腊的自然义务转向近代早期自然权利,才使自然法具有了真正的实际价值。

古典自然法的人文主义解释

本文是从人文主义角度分析、梳理古典自然法理论的一个尝试。文章详细阐述了古典自然法的概念、理念、背景以及所涵盖的一系列人文主义精神和基本理念 ,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 ,古典自然法是以人的理性为起点又以人的幸福为归宿的 ,是一切实在法的公理法。尽管它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 ,但作为人文精神的长明灯 ,它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期待可能性的人性意涵和实践反思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刑法理论界虽然还有争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生根发芽,成为一种重要的诉讼话语。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期待可能性事由的情形,阐释期待可能性之人性基础在传统文化下的异别性。将人性法则与情感理性的“合理的内容”,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批判之后,上升为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合理的形式”。期待可能性作为一个责任认定的构成性要素,提供了一个容纳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和规范的形式法理,是法不强人所难这一“合理的形式”的刑法阐释。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期待可能性的认同,正是因为此概念激发了中国人对法律文化传统中的亲伦人性的群体记忆,而借用这一形式法理将传统与现代勾联起来,从而揭示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一个”(a)期待可能性,而不是“那个”(the)期待可能性,以化解司法实践中合法律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冲突。

自然法何以不自然?--菲尼斯自然法理论批判

由于走不出事实与价值的迷宫,菲尼斯想在20世纪重振自然法的努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理论困境。他不仅将工具性的实践理性等同于目的性的道德价值,而且还把某种特定的规范性信仰说成是对于所有人都适用的普遍行为原则,结果暴露了西方自然法理论其实并不自然的致命伤。

格里塞—菲尼斯自然法学说的哲学预设——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任何一种哲学建构都会预设一些基本的前提。本文试图从知识类型学、人的形象、自然法的形象以及自然法的根基这四个方面勾勒格里塞—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哲学预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格里塞—菲尼斯学派与其他各种政治和法律学说之间的基本差异。首先,从知识类型学的角度看,菲尼斯学派所拒斥的是各种类型的还原论,既包括把法律还原为逻辑的康德主义,也包括把法律还原为技术的法律实证主义,还包括把法律还原为纯粹伦理的现代自然法学说。在菲尼斯看来,法律的真正本性在于它拥有双重生命,即它既属于道德秩序,又属于技艺秩序。其次,从人的形象的角度来看,格里塞—菲尼斯学派既拒斥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也拒斥以集体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在他们看来,任何正确的政治学说都必须超越这样一种二元对立,进而寻求一种更为基本的社会本体论。第三,从他们所抱持的自然法的历史观和自然法的基础来看,他们既拒斥苏亚雷斯以降的经院派的自然法学说,也拒斥脱胎于苏亚雷斯立场的现代自然法学说,在他们看来,自然法的基础不能从意志中寻找,而只能在追求目的的实践理性中来寻找。从本体论的层面上看,自然法根植于人类本性,但是对于人类本性的考察,绝不能从任何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探讨,而必须从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实践理性活动所理解和把握的目的中来加以考察。因此,自然法、实践理性与目的构成了格里塞—菲尼斯学派整个自然法框架的三个基石性概念。

花开两面:人情在司法难题中的双重面向——基于“天理—国法—人情”的法文化解读

基于"天人合一"的大前提,"天理—国法—人情"这一表达具有精妙的逻辑结构并且长期影响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实践。究其本质,人情不仅是这一结构的核心,同时还是生成和形塑国法与天理的动力源。三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存在着国法受到人情与天理牵制的一面。通过个案分析可以看到,司法者立足国法的同时能够以天理为中介将人情中的合理性因素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纳入法体系本身。因此,在要求裁判兼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现代司法中,"天理—国法—人情"这一传统的表达依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